“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不久，在1931年春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不仅奠定了调查研究的理论，而且作了很多农村调查，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毛泽东文集》选入了他的一些著名的调查报告，比如《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是毛泽东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珍贵记录。
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前提是做好调查研究。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典范。
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崇尚调查研究，常常利用暑期开展“游学”式社会调研。1925年初，从《共产党宣言》中拿起了“阶级斗争”武器的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一边搞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一边研究实际的农村阶级斗争。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重要文章，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1951年，毛泽东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作为全书的开卷篇。
1926年年底，身穿蓝布长衫、手拿雨伞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农村，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作了一次详细调查。
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那些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的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他们甚至愿意拿出些钱来，请求农会干部批准他们加入农民协会。这一切，都是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但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让毛泽东大开了眼界，也使他兴奋不已。他对农民革命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认识得更加清楚，体会更加深刻。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结束32天的考察，从长沙回到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16日，他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对农民运动政策有很大的缺点，并很快写成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兴奋地感叹：“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1927年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报》连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接着，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载，随后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相继转载。远方的共产国际也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考察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这个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现出来的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已超出中央的认识。他从对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此外，《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寻乌县进行调查后，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写出的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都是为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而写的，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党内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
1930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农民的重要性，认为要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就必须对中国的农村进行认真的调查，深入到社会最底层，感受农民的生活疾苦，了解农民内心真正的渴望与需求，从而紧紧抓住农民这一最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为他的土地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为他的革命奠定群众基础。同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农村调查。1931年，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把在寻乌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这就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寻乌调查》。(https://www.daowen.com)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作社会调查期间，还写下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此文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针对党内一部分人只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列主义，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却喜欢夸夸其谈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响亮地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并谆谆告诫同志：“一切结论的产生都是在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不论做什么工作，了解和处理什么问题，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20世纪30年代初，可谓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高峰期，他深入基层，除了上述调查报告外，他还连续写出了《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解决土地革命中的基本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1933年11月，为总结和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工作，他又接连完成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解剖了典型，推动苏区各级苏维埃工作健康发展。
毛泽东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他不仅自己注重调查研究，也要求其他领导干部要注意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由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会议期间毛泽东听了五次汇报，经过充分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196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指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分别到农村调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一股浓烈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如今，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至理名言，依然像警钟长鸣，时刻提醒我们，要注意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回首历史，就是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为当下工作作出有益的指导。这样一种通过对历史的严谨考查，并与现实紧密结合，让“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历史经验重新展现，对今天工作将会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让历史与现实得以打通与连接，让历史成为今日工作的指针，使得我们今后能少走弯路，会走得更快更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