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
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以上精彩的发言。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说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不但是这方面的倡导者，而且在他参加革命的半个多世纪中，还与其他领导人留下了许多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群众批评的感人往事，为全党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早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注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复信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就各自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做了深刻、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来说，毛泽东剖析说：“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功夫全废。”就批评来说，更是列出了彭璜身上存在的十大缺点。主要包括言语不够爽快，态度不够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缺失；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彭璜的批评直接、不留情面。最后，毛泽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修身养性功夫提升到拯救世界的高度，认为：“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党内的错误倾向。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在这次史称“八七会议”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不重视武装斗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孙中山手下的蒋介石、唐生智等人都是专门从事武装斗争的军人，而我们只重视民众运动，不重视武装斗争，势必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初创时期，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红军、怎样建设党和红军这一根本问题上，在红四军党内存在分歧。中央“九月来信”后，朱德和陈毅以中国革命事业和红军建设发展大局为重，各自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对红军党内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批评，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
何谓“九月来信”？就是指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确认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导、部署命令等；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德、毛泽东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特别强调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有些人批评彭德怀是“入股革命”、有野心、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导致过早暴露实力，彭德怀很恼火。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想交换一下意见。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首先真诚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接着他耐心讲了有人不满的原因，指出了自己和彭德怀各自存在的错误之处。
彭德怀听了这番话，气消了。他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毛泽东让彭德怀多给自己提意见，彭德怀说：“那好，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郑重其事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十分认同彭德怀的话，也非常感动，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给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1943年，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对审干工作中扩大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不少受过冤屈的人最初的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的赔礼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重新舒畅了，而且还增加了同志之间的感情，增进了团结。
1944 年9 月8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烈士举行追悼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讲了一段与批评有关的话：“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由于缺乏经验，也犯了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等错误。(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的表兄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是农村生产队队长。1960年冬天，他到中南海找毛泽东反映情况，贺凤生见了毛泽东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毛泽东说：“好一个开头炮。讲下去，讲下去，我说过不管什么意见都可以提，骂娘也可以，讲给我听。”贺凤生把干部强迫老百姓搬进居民点，把土砖墙拆了熬肥料；一个生产大队只开一个食堂，餐餐吃萝卜红薯，男人水肿走不动路，女人不生崽；干部搞浮夸，天天放卫星，还可以升官；干部当老爷，吃好的用好的，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等，一五一十地都“端”了出来。
过了几天，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贺凤生，告诉他所反映的情况，已经和中央领导通了气、交换了看法，党中央、国务院进行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要制止。
对“大跃进”政策上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多次作自我批评，带头承担责任，带领全国人民纠正错误，克服了三年困难。其中，对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反思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灾祸。”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又一次开诚布公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地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坚持和勇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这种为人民利益而负责的态度，感人至深，令人为之动容。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作出了表率。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三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在送行时，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再次诚恳地对黄克诚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陈毅还说：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没想到分手在即，陈毅竟然说出道歉的话，而且还是为了多年前的曹甸战役。这让黄克诚十分惊讶和感动。
而对曹甸战役，刘少奇后来也有过客观的反思和自我批评。虽然迟至4年，但还是让黄克诚感到无比欣慰和释怀。刘少奇这种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和胸襟也让黄克诚非常敬佩。
在这方面，周恩来也很值得称道。1961年，周恩来为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奔赴河北省邯郸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伯延公社，周恩来同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拉家常。张二廷见国家领导人一点都不端架子，平易近人地问长问短，就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提道：“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这是我在调查中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方安排尼克松夫妇登长城。这一天，天气格外寒冷，却有很多身着彩衣的小朋友三三两两或打羽毛球，或跳绳，或听收音机，尼克松随行记者对此做了报道，称中国人“演了一场戏来给我们看”。
周恩来知道后，向尼克松坦诚表示：“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对于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尼克松印象深刻，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评说：“周恩来的精细的自我批评”，是他“成熟的自信心的明证”。尼克松认为，表面上的大吹大擂只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自卑心理，而真正自信的人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周恩来做自我批评正是他个人魅力的体现。
尼克松回忆说，与他交往的中国领导人“愿作批判性的自我反省，对自己的缺点并不讳言”。在一次会谈时，周恩来看到双方代表团成员的平均年龄相差很大，就坦诚表示：我方领导人中间上年纪的太多，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周恩来这种不断表明自己需要了解和克服不足之处的坦诚着实令尼克松感慨。
在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方面，邓小平全面肯定毛泽东所倡导的“三大作风”以及其他各种优良作风。1977年8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他提出五个“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邓小平不但是这样倡导的，而且也是带头这样做的。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第一，他坚决主张要深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就要批评什么错误。第二，他同时认为批评应该是出于公心的，实事求是的，带着历史分析的，“对建国三十多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第三，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错误，其中“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公开承认、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的不足。
2013年2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举行的党外人士迎新春座谈会上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习近平一席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纳群言、广聚群智、闻过则喜、求同存异的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的底气。
2013年6月22日至25日，按照中央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开展的精神，习近平强调，中央政治局内部，要倡导开展积极的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坦诚相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总结经验教训，交流思想认识，达到帮助同志、增进团结、做好工作的目的。
从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记者见面会上庄严承诺“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再次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体现了求真务实、实干兴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