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拐弯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已经走过100年的风风雨雨，连续执政也已经长达70多年，其间经历了各种生死攸关的险阻，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是最终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到强，正是因为党能够始终因时而变，勇于自我纠正错误，从而在一次次纠错中吸取经验教训，茁壮成长，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内整风运动和思想教育活动之所以发生大效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展开了正确而非歪曲、认真而非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纵观历史，无论是八七会议、遵义会议，还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都充分证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这次会议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会议。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人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中央民主氛围较为正常和浓厚，这次会议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风范，体现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这次会议果断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首先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并建议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等具体建议。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引出了整风运动的主题，标志着学习运动向整风运动转变。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参加《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时说：“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整顿三风先是在延安的范围，从4月到6月短短3个月内，延安参加的人数达10098人。6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将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全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定再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要求各地“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经验”。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从改造全党学习着眼，结合实际，学习马列主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
延安整风的深刻性，并不仅在于全党范围的广泛性，更在于党的建设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延安整风的成效体现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最显著的标志是三大优良作风的提炼。当时，整顿学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主要是反对党八股，虽然指向不同，但都关系党的作风建设。整顿三风的目的就是要以科学精神为指导，体现了共产党先进性的本质。(https://www.daowen.com)
通过延安整风，彻底清算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把党内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命题。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解放，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延安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毛泽东个人意识与全党意识相统一，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历史关键时期，都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195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犯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再加上其他客观原因，使中国国民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原因，探索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设。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讲了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问题，并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提出了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邓小平提出，为实现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对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
但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之后，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没有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和执行。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党内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
1977年8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五个“一定要”。
1978年5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是引发一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会上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局面，大家畅所欲言，对犯错误的人提出很多批评意见，犯了错误的人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还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带动和号召下，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概括了历史上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风的经验，成为了在全党纠正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的党规党法，也成为了党内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依据。1981年8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民主生活会的制度纳入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2003年12月中央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就党内民主生活做了进一步规定。从此，民主生活会逐步走上制度化轨道。
由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民主生活得到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党内出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为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党内民主贯彻得好、民主生活会这个制度执行得好，党内就风清气正，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能得到加强，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什么时候党内民主遭到践踏、民主生活会缺位或者错位，党的缺点错误就难以得到纠正，党的事业就不免受损失、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