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离不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在论文《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先生〈意识形态论〉的启示》中，汪行福教授继承俞吾金教授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元批判理论的深刻洞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意识形态批判始终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汪行福教授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特征主要有两点：首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意识形态的最全面和持久的批判；其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积极的辩证的批判。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在于它以扭曲的形式体现了现实生活的正当要求，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不是要简单取消自己批判的对象，而是要拯救被意识形态掩盖的人类解放欲求。

汪行福教授指出，如果我们考察从卢卡奇到齐泽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就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也是与意识形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纷繁复杂，但是制度拜物教批判和科学技术拜物教批判是其最显著的两个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也存在着问题，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与主体、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没有给出始终一贯的解释。汪行福教授指出，对此，把意识异化为中心的激进人本主义批判与以顺从实践为中心的激进结构主义批判的结合可以揭示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展开和思想发展。[10]

汪行福教授认为，激进人本主义考察意识形态对主体意识的支配和影响，认为意识形态本质是虚假的物化意识。激进人本主义把商品拜物教批判作为一切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范型。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等，都是从商品拜物教理论直接发展而来的。意识形态在此被定义为由商品交换所产生的意识的对象化形式，被理解为资本主义交换和消费模式产生的主体性形式，这一理论取向可以以阿多尔诺的同一性理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等理论为代表。(https://www.daowen.com)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激进结构主义直接针对激进人本主义，它把意识形态研究的重心放在统治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上，认为意识形态是行为主体及其模式被社会制度和物质实践塑造的结构与机制。激进结构主义意识形态传统依赖的资源不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而是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霸权理论以及由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概念发展出来的社会支配理论。它拒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观念和主体的意识，而是理解为与权力有关的符号意指模式和物质性的肉体的实践活动，强调现代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多元的离散的社会规训的场域和机制。这一理论传统建立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福柯的日常行为规范概念综合基础上，以阿尔都塞晚期意识形态理论为起点，以布尔迪厄、瑟伯恩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代表。

汪行福教授指出，这两种范式既是对当代社会权力与意义之关系的不同把握，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不同解释，应该避免简单的对立。意识形态确实不仅仅限于观念、思想和理论体系；在现实方面，意识形态以各种微观形式起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意识形态不能完全独立于行为者的思想起作用。汪行福教授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研究上涉猎范围很广，在《意识形态星丛》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许多思想家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作了具体的研究，近年来，他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犬儒主义问题。正如斯洛特戴克所言：今天流行什么主义？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是“启蒙了的虚假意识”。犬儒主义是启蒙的病变，它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犬儒主义给意识形态批判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一清二楚，但仍然这样做。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但在实践上依然顺从它。汪行福教授指出，面对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不论是激进人本主义还是激进结构主义都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完成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我们既需要综合激进人本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传统，而且需要不断地返回到马克思的传统，与它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