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我们到欧洲旅游,到处都可以看到天主教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的米兰多莫大教堂、佛罗伦萨的百花大教堂、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还有梵蒂冈的圣彼特大教堂,都是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就连一个欧洲普通的无名小镇的教堂,也都堪称为一处艺术的珍品。再看北京的南堂,尽管也有400年的历史,但其规模、其豪华程度都大为逊色,它作为北京主教座堂却至今连一部管风琴都没有,相比之下,就像是豪门贵族面前的乞丐。就教堂而言,难道这还有什么可称道的吗?
其实不然,北京的天主教堂南堂,自1605年利玛窦创建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宗教场所,如同其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中的教堂一样。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在具有5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华大地上,在几千年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封建王朝的都城里的一颗小小的天主教文明的种子、西方文明的种子,是远在几万里之外的欧洲文化的一面镜子。在这最初只有几十间房屋的一方土地上的这一特殊建筑,不仅承载着天主教—这一外来的、与中国传统宗教有着诸多不同特点、甚至有着若干针锋相对的矛盾的宗教,同时还像一颗闪烁着太阳全部七色光辉的小小的露珠一样,体现了欧洲的科学与艺术的方方面面: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和测绘地图术、钟表术、水力学及水利机械、光学望远镜(及显微镜、眼镜等)、印刷术等科学知识与生产工艺;音乐(包括乐器制造和阅历知识)、美术、建筑艺术、玻璃及珐琅制品等艺术门类,以及西洋葡萄酒、西医药,等等。换句话说,南堂不仅仅具备其宗教场所的功能,还具有展示西方科学、文化与艺术的博物馆、演奏西洋音乐的音乐厅、进行科学实验的实验室、收藏图书的图书馆、刻印出版图书的印书局等多方面的综合文化功能,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利玛窦定居北京开始,从皇帝、大臣到普通老百姓,无数家住北京、或来过北京的中国人,甚至还有朝鲜人,正是从这座相对简陋的天主教堂中,了解到世间还有另一种文明,一种与中华文明极为不同,但起码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在不少领域甚至处于领先地位的异质文明。以与徐光启为代表的晚明的开明学者群体,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https://www.daowen.com)
进入清朝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在顺治、康熙两代君主的推动下,西学进入了宫廷,但也基本上被禁锢在宫廷之中。尽管如此,也毕竟使不少明眼人,如赵翼等,在参观领略了南堂的异国风采之后,认识到:“奇哉创物智,乃出自蛮貊。”“始知天地大,到处有开辟。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1]自顺治、康熙皇帝始,西方的天文学和观天治历之术、地理测绘之术,以及数学、几何学等学科就在中国学术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而从汤若望开始,西方传教士领导中国钦天监长达200年之久。原政协主席李瑞环所说的“利玛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2]的这一历史过程,正是在北京(当然也包括其它地方的教堂)的天主教堂,特别是南堂中最集中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