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教风潮中艰难维持,戴进贤与中国的天主教
作为传教士的戴进贤,在教会中亦担任重要职务:雍正三年(1732年)任视察教务,乾隆三年(1738年)任耶稣会中国省区副会长,乾隆六年(1741年)复任视察教务[32]。
在围绕中国礼仪的争论中,戴进贤不赞成教宗克莱蒙十一世禁止教徒祭祖、祭孔的决定,他衷心拥护利玛窦的“适应策略”,对康熙皇帝关于中国礼仪的论述也深表赞同。为此,他在康熙亲自改定的《嘉乐来朝日记》上签了自己的名字[33]。然而他又无法改变罗马教廷,因此处于十分无奈的境地。
戴进贤经历了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的禁止传布天主教的转变时期,他在发展教友、传播教义方面难有作为。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他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多次充当了护教使者的角色。
1723年底(雍正元年),福建发生排教事件,浙闽总督满保奏曰:“福建福宁州福安县有西洋二人在彼潜住行教,天主堂盖有一十五处,男女混杂,其风甚恶。臣等即饬行文武各官,查出西洋二人,照例送至广东澳门安插。所有天主堂一十五处房屋,进行改换。查西洋人留住京师,尚有修造历法及闲杂使用之处。今若听其在各省大府州县起盖天主堂大房居住,地方百姓渐归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无裨益。”[34]他要求,除了在京供职的之外,将散布各省的西洋人,或遣送京师,或遣送澳门,将所盖之天主堂全数收归他用。雍正皇帝命礼部议奏。
礼部于1724年初即上奏表示同意,称“查西洋人留京者,有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外各省并无用处。愚夫愚妇听从其教,起盖天主堂,以诵经为名,会集男女于地方,毫无裨益。”应如闽浙总督一样办理,将除奉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命各省查询本地西洋人,“果系精通历数既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这还不算,礼部甚至提出,将由康熙皇帝颁发给表态遵循“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以示允许其在华居住传教的“票”也一并收回销毁,“其从前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进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35]另外,将天主堂一律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令其改易,否则从重治罪。
雍正皇帝在礼部的奏折上批答曰“依议”。自康熙末年实行的给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颁发准予在华居住的“票”的办法就这样废止了。但是雍正又嘱咐道:“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着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36]表示了他的恻隐之心。
在京传教士闻讯后,大为惊慌,为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商议由当时在朝廷任职最高的戴进贤上疏求情。戴进贤地奏疏曰:
“臣戴进贤偕其它欧洲人恭敬地将此陈情书启奏陛下以叩谢天恩,同时禀明我们的凄楚忧伤,以祈求陛下怜悯。
臣等获悉,在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欧洲人一事做出决议之后,承蒙陛下念我们这些外国人留居中国已有多年,特恩准给被遣返者六个月时间,还命令官员陪同他们。我们深知皇恩浩荡,为此感激涕零。若能获准当面向陛下谢恩,我们将多么幸福!鉴于无法匍伏于御座跟前,我们冒昧呈上这份陈情书,以我们至深的敬意感谢陛下。
请允许我们向陛下—正如向我们的君王和上帝一样—陈述我们极度忧伤的原因。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所作的决议规定,各省须清查持有先皇颁发的票的传教士,令其将票交出送还朝廷,予以作废等等。各省持有这种票的传教士不过三十人许,人们先前曾要他们答应永不返回欧洲,如今他们皆已年高体衰,怎堪经受如此艰难之旅?何况澳门非其祖国,可陛下要送他们到那里去。我深恐此消息一旦传到欧洲,人们会以为他们是因违反法律犯下大罪,所以才被逐出帝国以示惩戒的。虽说陛下不立即遣送他们,人们会认为这是陛下宽宏大量的仁慈之举,但他们会因此而更加困窘。
礼部还认为,无知的男女百姓相信我们的法律,而且以祈祷为名男女不分聚在一起,这对各省无任何好处等等。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已近二百年,其教理始终是公开的,它教导为臣者忠于其君,孩子应尊敬服从父母,所有男子均应积德行善、远离罪恶、服从政府法令,维护安定团结与和谐。正因为如此,长期来它才在帝国得到认可并获准自由传教。它历经多次审查,人们从中从未发现有违良善和政府法令之处,也从未发现不合理之事。说我们男女不分,聚集一处,这纯属诬蔑,不屑一驳。我们的集会是无可怀疑的。众所周知,基督徒有自己的节日,届时,他们到教堂感谢上帝绵绵不绝的恩德,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君王、父母、官员、朋友及所有的百姓太平安宁。然而有人却下令百姓弃绝这一宗教,违者严惩。我们含着泪水却无法理解为何如此不幸,因为我们看到其它宗教是被允许的,信仰者也无须放弃信仰,只要不触犯政府法令即可。我们在这里犹如不幸的孤儿,只有陛下的公正才是我们的依靠,因为陛下的恩德对各国国民都是不分厚薄的。正因为抱有这一信心,我们才不揣冒昧,万分谦卑地祈求陛下恩准长期在华并且有票的欧洲人留在中国,准其在区区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们先辈的墓地。同时求陛下不要强迫基督徒抛弃他们信仰的宗教。我们自信,心地高贵的陛下定会赐予这一恩典,我们将永远感激。正因为此,我们才于忧虑与希望之中将陈情书敬呈于陛下之前。”[37]
但是他的奏疏并没有奏效。礼部的奏疏和皇帝的批答是不可更改的。
戴进贤等见禁教已无可挽回,便退而求其次,请求各省传教士免于被遣送澳门。于是他又领衔上奏曰:
“臣等自利玛窦航海东来历今几二百年,幸荷圣朝优容无外,故士至如归,守法焚修,原非左道。兹因福建之事,部议波及各省,一概驱往澳门。远臣奉命,唯谨敢不凛遵。唯是澳门非洋船常到之地,若得容住广州,或有情愿回国者,尚可觅便搭船。今俱不容托足,则无路可归。澳门虽住洋商,而各省远臣不同一国者甚多,难以倚靠,可怜欲住不能,欲归不得。此诚日暮途穷之苦也。近接广东来信,抚臣奉文之后,出示行牌,严加催逼,限六月内驱往澳门,不许迟过七月。因思臣等荷蒙圣嗯,留京备用,则每年家信来往,亦所不免。倘广东无人接应,将来何以资生我皇上仁恩溥博,薄海内外咸荷覆帱?似此老迈孤踪,栖身无地。不得不冒渎严威,唯望圣恩宽厚,俯赐矜全,行令广东免其驱逐,俟后各省送往之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者容住广东。如此则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尽矣。各省现有衰老病废难行之人,可否暂容,此又出自皇上隆恩,非臣等所敢擅请也。臣等不胜呼号,待命之至。”[38]
皇上用朱笔在戴进贤的奏折上批道:“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驻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可谕广东督抚不催逼,地方大吏确议再定。”[39]
后经礼部与两广总督商议,同意不将从各省送往广州的传教士强行驱逐到澳门,允许不愿回国和年老体衰者居住在省城天主堂,但是禁止他们“各处行走”、“招引男妇行教诵经”,违者治罪逐回。
就这样,戴进贤凭借自己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稍稍舒缓了在华传教士们的困境,使从各地遣送到广州的外国人得以在那里定居。在这一事件中,戴进贤发挥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乾隆初年,一本辑录了1736年至1738年间戴进贤与徐德懋写给皇帝的奏疏(包括有皇帝的批答)的小册子—《睿鉴录》[40]出版并在教徒中流传。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官府上报:“缴到天主教书一本,名曰睿鉴录。镌镂龙文,朱字黄面,系西洋人戴进贤奏折,并钦奉谕旨。伏思西洋之天主教,最易惑人,是以定例不许民人擅入。乃竟纂成书籍传播,愚民见有如许恩荣,势必群相崇奉。尤恐别项邪教,亦借此书影射,更多未便。且戴进贤擅将所奉谕旨奏折刊布流传,亦属不合。应令缴销。”[41]但是一向严厉禁教的乾隆皇帝并未处罚戴进贤,只是批了5个字“着海望查奏”,之后就没了下文。
乾隆十年(1745年),吏部参奏戴进贤等“不遵定例、滥收天文生”,要求将“钦天监堂司官分别革职降调”。乾隆皇帝又一次网开一面,降旨曰:任用自己喜爱的人,本是人之常情。“戴进贤、刘松龄、系外国人。从宽免其处分。”[42]
1746年(乾隆十一年)3月31日,戴进贤于北京中风后病逝。乾隆皇帝赏赐300两银子、10匹绸缎作治丧费用。遗体安葬在滕公栅栏墓地。在众多传教士的墓碑中除了汤若望和南怀仁的之外,他的墓碑是最高的。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父子两人关于赞许他的圣谕,也记录了乾隆皇帝为其葬礼赐予的礼物。可见戴进贤的业绩和为人得到清王朝三代皇帝的肯定。
戴进贤碑文:
耶稣会士戴公之墓
戴先生讳进贤,号嘉宾,泰西热尔玛尼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传教东来。康熙五十五年间奉旨进京,至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非通晓历法之人,不能细察微小增减,不觉渐错。戴进贤虽系新来,尚未全晓清汉话语,其历法、算法上,学问甚好,为人亦沉重老实。着放纪理安员缺,钦此。”雍正三年三月二十日奉旨:“戴进贤治理历法,着改授监正加礼部侍郎衔,钦此。”乾隆十一年岁月初九日去世,蒙赐帑银贰百两,大缎十端,钦此。约计在会五十三年,管理监务二十九年,享寿六十有七。[43]
从那时至今,260年过去了。位于北京城西的外国传教士墓地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风雨和两次毁灭性的灾难[44],所幸的事,如今戴进贤的墓碑犹存,只是在“文革”后期(应该是在1974年至1984年之间),碑首左上角被整整齐齐地锯下了一个方块。这残块至今下落不明。希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国人能在拍卖场上将它购回,使戴公的墓碑终成完璧。
编后语 :此文发表在澳门《文化杂志》2007年春季刊总字第62期。
[1]许明龙著《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数据来自德国戴进贤中学1996年编辑出版的《IGNAZ KOGLER》。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博士给予德语阅读上的帮助,在此致谢。
[3]转引自《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237页。
[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
[5]马国贤(Matous Ripa,1682—1747)意大利籍传教士,画家,1710年来华。
[6]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7]《中国来信》第18页。
[8]喜大教(Nicolas Giampriamo, ?—1750)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716年来华。
[9]《中国来信》第18页。(https://www.daowen.com)
[10]引自罗兰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有关西洋传教士及澳门史料辑录》,载于澳门《文化杂志》第38期(1999年),第142页。
[11]同上。
[12]引自罗兰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有关西洋传教士及澳门史料辑录》,载于澳门《文化杂志》第38期(1999年),第142页。
[13]同上。
[14]高志瑜、林华、余三乐著《历史遗痕》,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15]同上。
[16]《熙朝定案》。
[17]《中国来信》,第47页。
[18]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75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一册,第78页。
[20]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75页。
[21]《清史稿》卷四十五《天文志一》。
[22]《四库全书《历象考成后编》提要》。
[23]《清史稿》卷四十五《天文志一》。
[24]《仪象考成.卷首》四库全书本。
[25]《仪象考成.卷首》四库全书本。
[26]《仪象考成.奏议》四库全书本。
[27]《仪象考成·序》四库全书本。
[28]李东生《明制浑仪与玑衡抚辰仪之比较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第19卷第4期(1998年)。
[29]参考韩琦著《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3期。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第73页。
[31]莫友芝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八,中华书局2004年版。
[3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75页。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一册,第47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一册,第56页。
[35]同上书,第57页。
[36]同上。
[37]《冯秉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见《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二册,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一册,第58页。
[39]同上书,第59页。
[40]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62页。
[41]《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
[42]《清高宗实录》卷二三六。
[43]《历史遗痕》第78页。
[44]关于北京“利玛窦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历史变迁,笔者曾在《费隐:长眠在北京的中奥文化交流的使者》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该文发表在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45期(2002年冬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