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馆长张甲：在深圳建以读者为本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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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张甲58岁，在故乡中国和他乡美国，先后度过了同样长的岁月。在他乡美国，通过三十余载的奋斗，他刚过上清闲而稳定的生活。但他却准备返回故里，在国内建设以读者为本的高校图书馆。

张甲经历过“文革”的动荡，深知读书的不易。尽管当时时局动荡不定，他的父母张文郁夫妇仍告诫孩子们，不要荒废学习时光。红卫兵上张家抄家三次，却对书房里堆积如山的书无计可施，只好把封条贴在书房门上。家中藏书被查封，市面上无书可买，其父亲张文郁就命孩子们读《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从中学习相关成语、诗词、典故。父亲还特意订了当时仅有的四份报纸，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父亲的教育如春风化雨，让张甲保有赤子之心。

1977年，在机修厂当了若干年工人的张甲获得高考机会，又在机缘巧合之下被他的第三志愿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录取。1984年，毕业后留校干了两年图书馆馆员的张甲自觉知识有限，在图书馆老职工的鼓励下，打算自费出国留学，继续在图书馆学这一领域深造。当年，获得宾州可莱仁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张甲离开故乡上海前往美国，并先后在宾州可莱仁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张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大学做图书馆编辑公务。这个学校的学生动手能力强，对学校图书馆常有实质性改进意见。这也让张甲意识到，做图书馆一定要以读者为根本。2001年，张甲进入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工作，一路从图书馆普通职员到了管理层。[1]

20世纪90年代末期，张甲回国机会日渐增多。但凡国内有图书馆管理方面的重要研讨会，他时常参加，并经常作为分享嘉宾介绍国外图书情报与信息管理的前沿理念与实践。后来他才发现，国内不少图书馆同行更关注升迁，以上级而非读者为中心。张甲想要回国，亲自打造一间高校图书馆，以服务学生为宗旨。他的夫人首先反对说，你打拼了大半辈子，生活总算安定了，怎么又自讨苦吃？何况你习惯了美国的办事方式，在中国肯定会碰壁。不过，最后她也没能拦住丈夫：2013年，张甲先是去了上海科技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2015年，他又来到初创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担任图书馆馆长。

张甲十分不认可图书馆“以数量论英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不算多，电子书300万余册，纸质书约莫50万册，但书籍的质量都经过严格把关。张甲不允许图书馆采购人员选书，而是仅有老师有选书权。主体的书由老师提出需求，图书馆采购。张甲亦常常参考国际重要大学的选书，将其作为“选择清单”的重要标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书籍以英文原版为主，绝大部分书籍仅此一本。“看一个图书馆规模多大，是完全不靠谱的指标。谷歌有个项目，把所有图书馆藏书都做了比较，哈佛、耶鲁这些图书馆的藏书并不算巨量，但它们的藏书不常见，质量很高”。(https://www.daowen.com)

张甲说：“一个好的研究型大学不可能没有好图书馆。”张甲又认为真正的读书不应该是功利性的，不是一定要在什么时间读完一本书。所以如斯坦福大学等国际名校甚至从不规定老师的借书数量和期限。有的教授一个学期可以借回一屋书，然后闲坐时翻阅，等灵感找上门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图书馆做了诸多向着读者的措施，但张甲有时因同学们的“环保意识”伤心，他亦有对策。有的同学用个人物品长时间占座，把它们乱糟糟地留在桌椅上，甚至闭馆了也不拿走。对此，馆方考虑划出专区，允许学生以学期为单位，付费购买座位专属使用权。而图书馆的学生助理巡视时，会给占座物品贴条警告，若半小时内无人到来，就移到专属区域，并在原位留下纸条说明。一年下来，被清走的物品堆满了整间储藏室，其中不乏保温水壶、潮牌衣物、英文原版课本，但鲜有人前来认领。张甲推测说，学生手头有钱了，东西被清理了干脆就去买新的。他们并未意识到，图书馆是公共场所，长期占座有违公共精神。张甲认为只有物质和精神都丰富了，才是真正的文明。

张甲认同：“图书馆应该人满为患。”他为读者考虑的下一个改进计划是在新图书馆开一家咖啡馆，然后再将图书馆二楼的玻璃屋顶加装一些滤光装置，让照进来的光更柔和、清冷一些。当然，图书馆的木地板逢学生走路快一点就会产生响声，也一直让张甲挂心。那也是他另一个正在寻找解决办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