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文化基因包裹的魅力
1978年,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刻纹青铜礼器,器上刻有繁缛复杂的山林、禽兽、怪异的神明及巫师的形象,这些纹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与上古巫术有关的图像资料。纹饰中刻画的弄蛇巫师的形象就大致可以分为九种:1.巫师发式为两簇分立,两耳珥蛇,双臂展开呈奔跑状;2.巫师发式作极高的直立柱状,很可能是在模仿通天神树,发柱上端左右饰两蛇,两耳珥蛇,双手分执两蛇,开口微笑作行走状;3.巫师发式及饰蛇、珥蛇情况与2相同,唯双手似分执两鸟;4.巫师头上无发,头顶饰交缠的两蛇,双耳珥蛇,双手执蛇,呈站立状;5.巫师发式为两簇分立,双手各执一蛇,呈蹲踞状,姿势与“虎食人”纹中之巫师大体相同;6.巫师发式为两簇分立,左手执一蛇,右手执一斧,呈行走状;7.巫师发式呈三尖状,两耳珥蛇,双手各执一鹿的鹿角;8.巫师头顶无发,头顶饰两飞鸟,两耳珥蛇,双手各执一兽尾部,双足各踏一蛇;9.巫师头戴三尖形冠,身着长衫,双手叉于腰间,两耳珥蛇,两足分踏一种大型四足爬行动物的尾部。

曾侯乙墓中漆画上神人与蛇的图像
人类的文化史确定无疑地显示,自身因为各种缘由,一直被蛇所缠绕,这种现象有令人惊悚的预言者拉奥孔的遭遇,也有被其庇护下兴盛的王国。在中国云南,古代有一个谜一样的古滇国,史学家们只是模模糊糊在史籍里见过它的身影,但是它在现实中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所幸这个王国的遗物近几十年来在云南滇池与抚仙湖一带有大量出土。目前人们仍然不了解这个国家的结构,它的统治者与臣民的状况也隐藏在迷雾之中。
1992年,考古学者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总共清理59座古墓葬,出土青铜器等各类文物2173件。出土了大批具有古代滇人文化典型特色的青铜器文物,因而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这批出土的青铜器中,蛇形的青铜器物占有第一的位置,给人突出的印象这是一个蛇的王国。

舍模型
青铜房

汉朝所赐金印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化进程有古滇国这样的状态,会奢侈地用青铜材质做农具,并且在这些青铜器具上铸有精美的纹饰。面对这个古代王国的遗物,更感觉其上笼罩着神秘气氛。这个王国的精美器物上多铸有蛇的形象,连当时的西汉中央政府册封的“滇王之印”的金印上,也被铸造上一条盘踞的蛇,被称为“蟠蛇纽”。
古滇人用蛇形象装饰青铜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如战争、生产、生活器具和装饰物。兵器类的有“蛇头纹钺”“蛇头形剑”“蛇头剑柄”等;生产工具类的有“蛇头銎铲”“蛇形镂空器”“蛇头纹叉”等;生活用具类的有“五牛线盒”“六鹿铜锥”等。还有就是工艺精美的装饰品类,如“长方形蛇边扣饰”等,祭祀活动类的各式贮贝器上,也几乎都有蛇的图像存在。
青铜器上的蛇形象根据造型手法的不同,还可以分成圆雕类,如“杀人祭铜柱贮贝器”中缠绕在铜柱上的蛇,“铜鸳鸯身上盘绕的四条蛇”等;浮雕类,常见于“四人缚牛扣饰”“二人猎猪扣饰”“三人猎豹扣饰”等众多扣饰的底部,都雕塑有蛇形象;平面类,多见于装饰在各种器物上的蛇纹,与其他几何形纹饰组合成完整图案,如“神面纹扣饰”;还有铜锥、铜枕、铜戈、铜斧圆銎、剑柄等上的蛇纹饰。其他还发现大量漆木器上彩绘着不少蛇纹。

青铜长方形孔雀边扣饰

滇国双牛交合扣饰

青铜人与牛扣饰

青铜镂空器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国度,蛇的形象遍布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它曾经源于什么样的文化传统?这一切都需要深入地了解。

青铜孔雀与蛇扣饰

青铜猎鹿扣饰

青铜二豹噬猪扣饰

青铜八人猎虎扣饰
从“二豹噬猪扣饰”上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崇武尚勇的民族,塑造的是两只豹子与野猪搏斗的场景,其下有一蛇,尾缠猪腿,嘴咬豹尾。有很多以扣饰形式出现的场面,都表现了激烈的生存竞争,也显示出滇人性情的剽悍,如“三人猎豹扣饰”青铜雕塑的是三人二犬与一豹搏斗。一人跃踞豹背,右手一匕首直插豹身;一人双手紧抓豹尾,豹子拼命挣扎,两爪紧抓另一人腿部不放,其嘴咬人肩;两只猎犬,一只咬住豹的腹部,一只咬住豹的爪子。这个场面的下方是一条蛇,口咬一人的长头发,尾巴缠绕另一人的腿部。从青铜雕塑本身来看,艺术表现手段娴熟。这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水平的国家,而且也不是以一件或两件作品为标志的。无论是雕塑形象的运用和繁复的结构形式,也都见到蛇的身形缠绕其中,几乎是达到了高超的程度。

四人缚牛扣饰
“四人缚牛扣饰”中一牛颈套绳索拴于柱上。四个跣足滇人,一人拽牛尾,一人被挑于牛角之上,一人去拉牛颈绳索,一人从柱后拉紧绳索。这四人和牛都站在缠绕在一起的两条蛇身上,一蛇咬住拴牛绳索,一蛙坐于蛇头上。这件扣饰中戏剧化的主题情节与处在次要位置的蛇的关系,同众多的其他扣饰一样,它们的构思都是被创作者整体设计出来的,赋予特定的意义。绝不会是因为单纯的技术原因,或者只是为了装饰的美观。(https://www.daowen.com)

双蛇衔蛙带饰
对年代大致为西汉时期的“四人缚牛扣饰”青铜雕塑中一蛙坐蛇头上,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两条蛇是缠绕在一起的。而另一件出土于辽宁省三官甸村的东周“双蛇衔蛙带饰”竟然也是极为类似的造型。这两个出土地点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却带着很大的相似性,如果看年代,从东周到西汉,时间上还是有连接关系的,在这样大范围的地域空间中,必然有类似的文化观念,才能有相近的物品出现。如果做出假设,上古女娲文化观念的形式因素,在不同地区的观念衍化是最大可能。在另外一个地点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蟾蜍纹矛”的蟾蜍身上饰满了螺旋纹,这种纹饰是盘曲蛇纹的抽象。从原始陶器上也不难看到蛙与蛇共同演化成抽象形式的证据,因为蛙与蛇共同具有繁衍繁盛的寓意。

饰有蟾蜍纹的青铜矛,蟾蜍身上的螺旋纹象征蛇纹
古滇国的区域不大,人口也不算众多,推测应该有几万的民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有这样一段对话,滇王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现在大体已经知道古滇国是一个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这样的客观条件有可能一直完整地保留着上古的剽悍民风与习俗。因为物质条件的丰富,文明在当地诸多客观条件不利的状况下,自身就日益趋向高度发展,呈一个倒金字塔的态势。威权与宗教意识却仍然保持着自由而松散的自然状态,没有紧密结合为一体,这也为艺术的自由表达方式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古滇国出土的众多青铜遗物中都有蛇的造型,几乎是一个绝对的特色。蛇造型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多种,有的是独蛇圆雕,有的是二蛇盘绕,有的是三蛇相缠,有的是四蛇浮雕,还有八蛇组合圆雕。它们在构图方式上,则表现为连接与衬底的作用,仿佛滇国久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如“神面纹扣饰”和“四人缚牛扣饰”所蕴含的那样。

蛇形柄青铜剑

青铜神面纹扣饰
这个扣饰是对实战武器盾牌的模仿吗?扣饰上周圈饰满蛇形纹饰,中央是圆睁双眼的神面,令人想到雅典娜的盾牌。
蛇本来是古滇人原始宗教观念的象征物,如表现杀人祭铜柱贮贝器上所展示的场景,有祭“铜柱”“铜鼓”的仪式,铜柱上盘绕着蛇,还有捆绑着准备献祭的人。因为经济的发展,使上古以崇蛇的图腾崇拜的风俗得以泛滥,同样是因为经济的发展,逐渐丧失了对它的依赖。例如蛇代表土地与丰收,人们对它的祈祷,来自自然条件的不稳定。如果很长的时间里收获一直是超出人愿,蛇的形象就会逐渐失去神圣的地位,并在审美为主导的心理需求中,作者创造的作品会适时地弱化它的内涵,更注重强化其形式因素,以突出其扭动的运动感并起到衔接和平衡整体的效果,更大限度地追求艺术性的表达。这个过程不断地延续发展下来,出现了古滇人在青铜艺术上,以蛇所表述的复杂状态即成为必然(背景链接九)。
单从艺术的形式因素来看“青铜二人盘舞扣饰”,是一件构思非常精巧的作品。两个人物张开的双臂与腰间佩戴的长剑,形成了三组倾斜的平行线。他们身躯与腿的曲折变化,穿插其中,丰富了形式因素,下面流线型的蛇,又为这种舞蹈情景增强了韵律感,是蛇编织起了这个向上的开放式的构图,烘托了活跃而欢快的气氛。
“青铜牛头铜饰”如果没有附加上两条衔在牛耳上的蛇,基本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形状。四只牛的角组合在一起,都是呈向上的弧线,作者在大牛小牛之间做了诸多的叠加和身形的变化,可以说仍略显单调,加进两条蛇的线形变化之后,不但构图饱满,也极大地平衡了构图上的失重感。有些扣饰中蛇的位置是置于作品的左下侧或右下侧,就是为了使构图饱满而设计的。

青铜二人盘舞扣饰

青铜牛头铜饰
背景链接九:以蛇所表述的复杂状态即成为必然

古滇国青铜鼓
从古滇国出土的“杀人祭铜柱贮贝器”上表现的场景看,这是一个以母性为主导的与蛇形象有关的祭祀场面。它真实地向我们印证了以蛇为寓意寄托的社会结构,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精神。蛇的形象也就很自然地进入艺术表现的领域,以至我们见到的遗留物上,很多都带有蛇的形象,虽然已经流逝其崇高的内涵,但是仍然在思维定势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是上古遗留下来的社会意识的典型表现。

青铜鼓上的雕塑场面局部

古滇国青铜鼓上的雕塑场面
在“青铜摽牛扣饰”这件作品所表现的含有宗教巫术寓意的场面中,蛇也只起到一个底托的作用,也更加印证了在那个时代蛇崇拜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不是绝对权威了,它除了宗教上的象征意义以外,其形象在世俗上的影响已经相当地无足轻重了。然而从高高低低的人群头上,仍可以察觉到一条蛇形曲线盘绕在虚空中,这应该是创作者的无意组合。但是,我们相信文化的深层基因还是会在人的潜意识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历史本身就像一条蜿蜒前行的蛇。
当今的发型中也有一种被称为“蛇妆”的发型,卷曲的长发呈一条条将被拉直的弹簧状,这种发式或许也是从蛇的形态、动作得到启发创造出的审美意趣,或许只是人们富于联想的特质,将所有类似于蛇形的曲线都与蛇发生了关联。艺术的曲线之美,在我们的文化审美经验中,糅进了多少人类自身对蛇的关注与体验。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无法说得更清楚些,这个问题太庞杂了。

青铜摽牛扣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