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角色的重新界定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传媒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是国家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的宣传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演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极端形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的传媒逐渐回归新闻传播机构的本色，恢复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原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上的放权分权，传媒的角色从组织传播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转变，传媒的功能也由单一走向多元。传媒不仅是宣传工具，同时也是信息传播机构、意见论坛以及娱乐载体。具体来说，这个阶段传媒的角色转变主要体现在：
首先，尊重新闻规律，回归新闻传播的本位。从1979年到1982年，是中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时期。拨乱反正是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恢复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本来面目，而新闻事业正本清源的“本”是新闻规律。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缓慢，新闻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实践中概括出新的理论，或者从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中得到新的启迪。所以，新闻界在尊重新闻规律的旗帜下，实际上做的是“复旧”——恢复和发扬40、50年代的新闻工作传统。通过回顾和反思，学界、业界对新时期的传媒角色形成了共识：重新肯定传媒是以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机构，而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这一时期，传媒回归新闻传播的本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的本质。真实、及时，这是新闻传播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但塑造了新闻传媒的品格，决定了新闻传媒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1986年9月2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人大常委会讨论破产法纪实》，第一次把立法过程包括委员们讨论时发言的实况，都生动地展现在公众的面前，突破了长期以来政治报道的禁区。1987年，中央电视台对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报道，在会议期间八次播出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实况，这意味着对重大敏感问题的公开报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第二，肯定了新闻价值的作用。纠正历史错案，肯定了“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是合理性的命题，并由此为立足点，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选择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以《人民日报》率先恢复《读者来信》专栏为开端，中央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相继设立读者服务专栏，媒体的工作开始重新面向社会大众。
其次，改造宣传模式，传媒角色多元化。中国新闻界历来把新闻传媒当作宣传工具，新闻传媒的第一功能甚至全部功能就是宣传。一切与宣传意图无关的、与宣传意图相背的新闻都不能公开传播，即使是知识性、娱乐性新闻，也必须“寓教于乐”“寓教于知”，目的还在宣传教育。[3]改革开放初期，传媒的政治色彩依然浓重，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时，经常性地把新闻和宣传混同一体，无视新闻传播的本质，结果两败俱伤，新闻不吸引人、没人看，宣传也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后来，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西方信息概念的引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
1986年11月武汉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所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新闻理论讨论会，会议围绕新闻与宣传、舆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讨论者先后提出三种对立的观念：一是新闻就是宣传，或者说新闻是手段，宣传是目的；二是新闻与宣传是各不相同的现象，相互独立，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立；三是承认新闻和宣传是独立的社会现象，但它们往往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如果说在理论上，上述三种观点的论争是激烈的，那么在实践上，所有新闻传媒面对更为尖锐、更为紧迫的问题：中国的新闻传媒是否应该承担传播信息的功能？新闻传媒究竟以传播信息为第一功能还是以宣传为第一功能？这是关系到中国新闻事业的角色定位以及各报纸、电台、电视台的编辑方针。经过讨论，有些观念已形成基本共识，有些至今还在争论。但无论怎样，信息概念已被新闻界普遍接受，新闻传媒由组织传播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转变，不但要从事政治宣传，还必须提供信息、介绍知识、提供娱乐等多种功能。[4]8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以提供纯信息、尤其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电台电视台也纷纷开设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的新频道。纯信息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据重要地位，“信息之窗”、“各地动态”、“股市行情”、“期货交售”、“物价”等专版、专栏已经成为省级以上传媒的必备内容，从而大大开拓了新闻报道面。报纸种群出现分化，以晚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纸种群兴盛起来，大大改变了机关报种群一统天下的形势。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规范化、民主化程度的提升，党对“喉舌”的控制由过去的绝对控制转向相对控制。新闻传媒的宣传模式式微，信息模式上升。信息概念的非意识形态特质，以及人们对信息的抽象的中性理解，使得长期以来笼罩在传媒头上的阶级色彩、政治意味，以及意识形态特性，得以逐步淡化。这带来了新闻报道理念的的转变，纯客观报道，以挖掘“新闻背后的事实”为特征的深度报道逐渐占据媒体的重要版面。新闻传媒逐渐抛弃了上传下达的宣传模式，开始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讲真事、讲真话、讲真理”越来越成为新闻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传媒讲真话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恢复和加强了批评性报道。影响较大的是1980年《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关于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的系列报道。该报道一反“丧事当作喜事办”的陋习，揭露官僚主义在事故中的恶劣作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强大舆论的影响下，国务院作出严肃处理事故责任人的决定，解除石油部长的职务，给予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以记大过处分，使其引咎辞职。传媒关于“渤海2号”事故的批评性报道，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和重大决策性错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充分显示了传媒的价值功能，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