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双重属性的确立
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地看到新闻事业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这一面，习惯上把新闻事业定位在上层建筑范畴，忽略了新闻事业同时也是以信息的生产和流通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忽略了它具有产业性质的这一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一些从事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人员首先意识到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八十年代初，新闻界又有人提出新闻事业是信息产业的观点，不过真正使新闻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属性还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后。
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政府的力量逐渐从经济和社会领域抽身。90年代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实现政企分开。于是，政府开始对传媒放权松绑，由于不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和政府补贴，传媒必须在市场中自谋出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逐渐确立下来。
从一般意义上说，新闻传媒传播信息，生产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精神产品，因而属于上层建筑。这一观点和把新闻事业当作宣传机构是相一致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传媒始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单一的宣传任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为满足社会信息需要而生产，它可以像任何企业一样，通过为社会提供信息、知识、娱乐等文化产品而赢利，因而又具有信息产业属性。
“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是上述双重属性在当前中国新闻事业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意味着，新闻传媒在政治上必须悟守党性原则，从事党和政府所规定的宣传任务。新闻事业又是实行“企业管理”的信息产业，表明它除了以信息的生产和流通为核心外，还可以经营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和其他一些与信息业相关的项目，包括出版、咨询、广告、录像制品等。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入市场，可以作为“无主管的企业”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新闻传媒只是在管理上采取企业的方法，它是独立的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12]由此一来，传媒尤其是党报的宣传功能得到了超市场的固化和形式化，而传媒产业属性的确立又使其经营管理者的角色得以张显，并且在市场化竞争中进一步延伸和强化，这就导致了传媒不同角色间博弈状态的出现。
由于要自负盈亏，这种企业化的管理方式让传媒对市场的依赖大大增强，决定传媒的成败指标变成了发行量、收视率和收听率。于是，新闻传媒开始比以往更加重视受众的需要，重视对其受众的定位。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市民化社会形成，社会中间阶层开始崛起，这就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趋势的出现。于是，传媒迅速调整定位，报道内容向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这都是为了迎合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样的情况下，都市类报纸诞生了。90年代中期，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这些报纸以反映市民生活、服务市民生活为宗旨，侧重于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较强的各类新闻信息。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和一些地方电视台的节目（如：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在制作中表达对民生的关注，呈现出“民生新闻”的特点。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传媒的角色进一步分化，向大众化传播媒介的角色转型，传媒开始以一种平民化的心态和世俗化的视角关照公众的生活。传媒的平民化转向有利于培育公众对传媒的信任与支持，传媒开始代表公众的立场干预到政治经济生活当中，促使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自觉转变。(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动向尤为引人注目，具体表现在：①传媒自身的规模急剧扩大。报纸扩版和电视增加频道成为一个共同倾向。②传媒之间的市场竞争加剧。既有同类传媒的竞争，如省与市媒体、中央与地方媒体的利益冲突，也有不同类的传媒竞争，如有线电视与无线电视的竞争。③行业外对传媒的渗透和介入。各种企业和广告公司纷纷通过出资、承包栏目或开发新媒介等方式介入大众传媒的经营。[13]
报业集团的组建，可以说是中国传媒产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1996年1月，经中央中共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了广州日报社进行报业集团试点，国内第一个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面世。1998年，新闻出版署又先后批准了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南方日报社、羊城晚报社组建报业集团，新民晚报社和文汇报社合并成立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1999年，批准深圳日报社、辽宁日报社、沈阳日报社等7家报社成立报业集团。同年9月，中办和国办下发的《关于调整报刊结构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政报分离”的原则，引导各级报刊走向市场，经济上实行自负盈亏。不久，中国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也开了序幕。各集团采取采编业务和生产经营的分开，既加强了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又能最大程度地保证集团在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但是，由于中国传媒集团特殊的组建方式，以及现有的政治经济架构，传媒集团的跨地区、跨媒体经营壁垒森严，阻碍了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1994年到2000年，发生了一系列传媒资本运作的事件。从东方明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到联想集团投资《科学时报》并创办其子报刊《网络报》、《科技新闻周刊》，再到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子公司收购广东清远建北集团公司36%的股权，可以看到，资本进入了传媒市场，中国传媒商业化运行的完备市场体系构建过程已完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权威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淡出，传媒受到市场的改造越来越大，传媒的产业属性日益突出，经济利益被无限制放大。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它追求的是社会效果；而作为产业的新闻传媒，它在企业化经营中追求的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效益。这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就必然在所有传媒的具体操作中时时表现出来。[14]一方面，新闻事业生产和传播的是精神产品，通过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满足受众的需要，进而实现对社会生活广泛的指导性。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实体的传媒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问题，要确立以受众市场为核心的基本原则。迫于商业竞争的压力，少数新闻传媒走上了一条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道路，一味地迎合市民大众的猎奇心理，使得媚俗、浅薄的内容大量增加，出现了报格下滑现象。“炒”新闻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着当今新闻传播中硬新闻软化，软新闻低俗化的倾向。这种商业精神和消费文化的渗透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构成极大威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传媒市场对观众和广告商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使得商业标准优先于其他价值，庸俗栏目泛滥、信息娱乐化和煽情主义盛行，乃至凸显传媒人文关怀和公共性的“民生新闻”都在走向“生活的琐碎”，这种趋势整体上不利于以传媒为主导的政治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