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政府”的关系场域
自从大众媒体产生的那一刻，政府与传媒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政府掌控着大量的社会资源，随时随地对传媒施加着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影响；而传媒的角色功能也决定了它并不是单纯的、被动的“受控方”，也能对政府具有能动的影响作用。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政府是由享有天赋人权的人们经过平等协商、订立契约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人们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或全部权利组成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实现公意。由此，政府目的的公益性，决定了政府权力运用目的与手段的有限。成立政府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制定公共政策自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管理经济，进行社会分配，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而传媒作为大众舆论的载体，连接着政府和公众，是公众实现宪法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的重要途径之一。当今社会，言论自由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己得到世界各国124部宪法的认可。作为言论自由的重要构件和延伸的新闻自由，其实质是限制和约束政府任意使用权力压制公众意见的表达，同时保障公众可以采用表达意见的方式来监督国家权利的实施。新闻自由是传媒得以发展的前提，是传媒的内在价值；失去新闻自由，传媒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天赋人权，但政府的权力容易滥用，因此需要一套制衡机制，促进政府实现自身的目的。而传媒以公民权利和社会的“守望者”角色出现，理应成为制衡政府权力的力量。当然，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一样，也应当受到必要而正当界限内的限制，因为没有约束的“自由”最终将会导致公民权利的损害；绝对的、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仅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会影响政府正常地履行职能。
1940年代，西方社会提出了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它是在新的经济、政治及社会背景下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重要调整。该理论认为，政府不应该只允许自由，还应该积极促进自由。如果自律的传媒和社会生活的自我修正机制不能充分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服务，政府就应该帮助社会从传媒那里获得这些服务。[1]也就是说，在必要时，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这一观点导致不少学者以为社会责任理论倾向于倡导政府对传媒传播自由的干涉。实际上，社会责任论并不是鼓吹政府应当干涉传媒的传播自由，只是在强调把它当作在最不得已的时候而采取的一种高危险高代价的补救措施，强调政府和传媒双方的积极行为。提出该观点的原因与当时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有关，比如世界大战的结束、技术工业革命的发生、新的知识氛围、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等。可见，对于传媒与政府关系的分析和理论，也会受到不同时期和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传媒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模式是由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传媒与政府关系中存在着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传媒与政府的共生关系，美国传媒业的本质和社会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传媒会有依赖政府的一面，而总统和行政部门在某些问题上也会有求于传媒；第二种是政府对于传媒的管制和影响，比如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危机时期、总统支持率处于高峰期等一些特别时期内，政府更容易促成积极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闻报道；第三种是传媒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影响，“越战”以后，美国的总统已不能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左右和影响新闻报道，传媒可利用的消息来源变得多元化，政府、国会、社会集团等都可以成为传媒的可靠消息来源；各种权利主体接近和影响传媒，进而对美国的政治和决策过程产生作用和影响。在美国，传媒同政府没有隶属关系，是彼此独立的。传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相互依赖、彼此需要的一面，有合作互动的一面，也存在着有限对立的一面，这些都是由私有、独立、集中和追求利润的传媒特征所决定的。
在中国，传媒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媒被视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改革开放前，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单一化，传媒完全依赖于政府，政府管理传媒存在着管理内容的无限性、管理过程的内部化和管理手段的非规则性等特点，也就是说，政府对传媒采取直接的政治控制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传媒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作用于传媒的压力点和权利资源已开始扩散和分解，对传媒的控制模式表现为政治信息管理严、产业发展放开、提高法制化管理水平，赋予传媒体制改革新内涵，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控制方式，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2]，传媒不再完全依赖于政府，而是拥有了更多社会职能和政策导向的权利。传媒已经从单纯的“宣传工具”转变成了信息传播机构；传媒是社会中介，是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桥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反应社会的要求，表达和整合社会的呼声，是社会的协调者、调停人。这样，传媒自然也具有了对政府的监督、制约的功能。当前中国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政府和传媒属于社会的两个子系统，它们的关系中既有共生、合作的一面，又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一面；它们互相需要，互控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