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从政治路径维护大国话语权
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创新之一，就是民族国家[1]——法国正是最早浮现出来的民族国家之一。法国成为西欧初始的现代强国，带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创新——“在现代政治思想开端时代至关重要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学说等理论”[2]，以树立统一和至高的国家权威。
当一批各自形成民族特质的独立（或较为独立）的现代国家，相当频繁地且按照大致规则相互作用时，就集合成为国际体系。[3]民族国家作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以对抗、结盟等多种形式在国际舞台上实现互动。1648年，为结束欧洲30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真正开启了以均势为基本运作机制的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同时“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的肇端也始发于此”[4]。1713—1714年缔结的结束西班牙继承战争的《乌德勒支和约》，则“将均势原则抬到欧洲国际社会宪法性原则的地位”[5]。在17至19世纪之间，法国曾经聚集起挑战“世界领袖”的资源与能力，数次尝试冲击欧陆均势，却也因此遭遇了主权及民族意识兴盛、持有分享共同利益观的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所以，有学者认为，正是经由19世纪欧洲列强的多边定期会议协商制度和国际行政联盟（Union internationale administrative）[6]，才演化生成现代意义的国际组织。路易十四亲政时，法国“已成为与其他任何单个欧陆国家相比拥有压倒性实力优势的强国”[7]。以法国权势主导的欧洲“普遍和平”构造的国际政治思想传统初见端倪，不过，路易十四追逐全欧霸权的美梦却以全面失败告终。浮沉不到一个世纪，革命者们以民族信念和普适性意识形态为工具，推动法国“突发空前宏伟的国力”[8]，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在反法同盟面前进行殊死自卫，而后转守为攻进行军事扩张，力量惊人。1799年拿破仑取得政权之后，基于大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创新，更是统帅法国对外战无不胜达十余年之久，征服和控制所及几乎囊括整个欧洲大陆；拿破仑帝国的兴亡是现代国际体系经历的又一轮动荡，拿破仑个人无限的帝国野心及战争冲动让主权国家群体意识到自己仿佛站在生死存亡的边界。在这个阶段，旨在抑制法国扩张的欧洲反法同盟真正成为帝国的克星，尤其是崛起的“侧翼大国”[9]。英俄为恢复欧洲均势的决定性奋斗，让法国走向衰落：“拿破仑帝国倾覆之时，法国就从它在现代国际体系内一直占据的一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上永久跌落下来，德美两国的崛起更将它甩到列强实力排列的临近尾端”[10]。(https://www.daowen.com)
“拿破仑战争造就了重大的地缘政治结果和国际力量格局结果”[11]——权势向欧洲两翼集聚，洲级大国开始凸显和兴盛；加之各民族觉醒、复兴和更生，“宽广的世界舞台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只是较窄的欧洲舞台的背景，现在从后者解脱出来”[12]。进入20世纪，全球国际体系出现，国际权势结构也经历了从两极到单极再到多极模式的变更。在国际权力的较量中，“两极和单极实际上是霸权与争霸的模式，多极基本上是权力的均衡”[13]。美国自恃在冷战中的胜利，实力远超其他国家，更愿意建立一个由它作为霸权国的单极体系；而法国已经失去了利用美苏超级争霸以周旋平衡来提高自身地位的机会，力推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以免受到实力更强的超级大国的限制、胁迫或压力”[14]。我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认为：法国21世纪的对外政策仍将秉承从冷战后定下的基调：“9·11事件以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加紧建立以自身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法国要想发挥其大国影响，必然以多极化为目标、以欧盟为依托，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多边主义外交。”[15]与此同时，为争取自身利益，法国也积极对一种全新的反映并规范国家间互动现实的环境——国际法律秩序——进行建构：通过“塑造行为体的预期，推动形成共有观念”[16]，促进国际社会的多边合作；并寻求在国际体系内变革，乃至剔除那些违背法国国家利益及安全的内容元素（亦可诠释为“寻求法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17]对于一国通过国际制度主导国际事务的行为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即“掌握办事方法的权力”[18]。这意味着一个国家通过系统地渗透、主导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或体系在形式上通常是多边的），借助国际组织或制度的公益性和权威性，不仅可以获得外在和正义的权力，更可以收获隐性霸权，展现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有利于掩盖自身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另一个古已有之，在当今世界流行度更高的概述就是“国际话语权”。这种“以非暴力、非强制性方式改变他人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的能力，既体现为提出并推广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即“理论贡献能力”；还体现为议题设定能力和规则制定能力，即“政治操作能力”。[19]即以声音、主张、方案去获得国际场合的位子，向世界输送普世性理念，于无形中塑造格局。在全球化时代，同时也是国际组织给国际社会带来全局性影响的时代中，法国正是这样一个善于充分运用政治话语权的国家：它不仅“希望表现出自己独立的政治人格”[20]，也主动参与多边决策机制的规范制定，推动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发展，并通过动员、斡旋以及寻求各种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为首）支持的方式来发挥自身影响，充分利用别国矛盾和突发事件打开国家间交往的缺口，为本国争取战略机遇，增加博弈的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争取话语权的法国也展示了一种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务实态度，这有助于构建平等、合作、协商理念，推动“非零和博弈”[21]的国际法新趋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