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英商约》——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雏形
以世界贸易组织（OMC）为核心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是基于其前身——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Accord général sur les tarifs douaniers et le commerce——GATT）为自由化贸易努力的基础上，从而实现重大修改和突破。应该说，OMC有关协定及新达成的自由贸易化协定与GATT的以制度而非权力为基础的基本理念相一致，与GATT展现的法律精髓——非歧视原则与互惠原则相吻合，OMC之于GATT是一种继承和延续。
现代意义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给世界经济带来动态利益，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证明。追溯历史，自工业革命浪潮兴起之时，新兴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导致贸易不再是自然经济中的互通有无，而成为商品销售和资本积累的手段。可即便人们意识到国家间的贸易成为各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核心与纽带，有必要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让国与国在没有限制的环境中开展自由贸易，但是这个缓慢的建构过程仍充满了挫折与斗争，西欧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当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并有意于将盛行国内的自由贸易思潮向国际扩散之时，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法国人发现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曾经作为主流的自然经济结构，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均离不开对外贸易的发展，于是他们又一次充当先锋，为促进人类社会的融合、开创自由贸易时代而付出智慧与努力。学界理论家们传播着他们的高端理想，除了从经济角度大胆预测自由贸易制度所能释放的能量，还尊崇“经贸的相互促进可以维护持久和平”[36]。执政者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亲笔信[37]的形式宣布法英签订商约，巧妙借助政治意义（将政策与法国工人阶级的真正繁荣联系起来）压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说服和阻挠，执政者的果断有利于引入自由贸易制度与国内工业革命“珠联璧合”，经济的强大、产业现代化升级则有助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国家的“标杆”，团结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借助突破森严的关税壁垒摆脱自1815年以来的政治孤立局面。这些措施更有助于法国举着和平旗帜去实现领土扩张的野心，以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传播手段来成就殖民帝国的伟业。
18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开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在英国确立。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并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国家，英国从“贸易”这个环节获得“巨大、空前的发展”[38]，这为英国的世界贸易政策由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奠定了经济基础，英国政府在接纳自由贸易制度（政策）的同时也希望将改革思维延伸到其他国家，换句话说，也是出于寻求对外贸易伙伴的考虑。法国是继英国之后完成工业革命、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而且是英国在欧洲主要的贸易伙伴，更为关键的是法国长期保持对英国的高贸易顺差，这绝对激发了英国自由贸易者将努力重点放在法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在法国方面，引领自由主义贸易学说的是法国经济学教授谢瓦里埃[39]。正是他主动学习和联系英国自由贸易事业的领导者柯布登[40]，表达了法国要实行自由贸易的愿望，也给予对方极高的评价，“英国采取自由贸易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这样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国家不仅将如此伟大的理念付诸实践，并且所取得利益又如此广为人知，作为它的竞争对手有什么理由不迎头赶上呢？”谢瓦里埃认为“关税改革在法国的成功必须通过与英国的合作”，于是建议英法“享受一种由于商业关系而联合在一起所带来的好处”，他甚至在与柯布登频繁的书信联系中周全地设计着两国签订条约时的内容细节，“在我看来，你不必给予我们特殊的独家好处，同样我们也不需给你，条约双方在整体上降低它们的关税就足够了”[41]。事实证明，柯布登后来也是谢瓦里埃计划的积极提倡者。曾作为国会议员的谢瓦里埃深谙国内贸易保护分子可能施加的阻力[42]，于是积极运作促使第二帝国的宪法中规定“国王有权在不经过议院的同意下签署所有和平的、联盟的和商业的条约”，以便专注于做通国王的工作，使其以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行使君主权力，确保商约具有法律效力，他还因此建议英国以签订商业条约的方法取代由议会审议再通过的途径。基于谢瓦里埃和柯布登两人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并联手投入到法英国际友谊的事业中，经过了十余年的思想碰撞磨合，信件和会晤的沟通，最终于1860年1月23日在法国巴黎由英国代表柯布登，英国驻法国大使考利（Cowley），法国代表商务大臣罗格、巴罗什签订了两国间开放的自由贸易协定——《柯布登—谢瓦里埃条约》[43]，以促进两国和平、形成自由贸易模式，以及通过降低关税提高国内工薪阶层生活水平为目标，并首创相互间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模式，为这个双边条约带来多边效应，促使更多国家加入。
谢瓦里埃虽然不像他的英国老朋友享誉世界，他在法国国内引领的自由贸易联盟一直遭遇失败，并且他本人甚至都未出现在《法英商约》的签订现场，但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以非官方的身份[44]为推动签约成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这位理论家对于自由贸易的设想最终都在法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践。（1）自由贸易体制落户法国，促进法国工业革命的加速完成。根据1860年的《法英商约》，英国同意废除所有制成品的关税，把对白兰地征收的关税降低到殖民地产品的水平，并降低葡萄酒的进口税，这使得法国获利极大。法国方面“降低了英国煤炭、钢铁、机器、工具、纱线、亚麻制品等的关税，法国取消了所有禁令，代之以不超过30%的进口税”[45]。法国的工业革命正是在不到二十年“国龄”的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基本完成，工业产量和总产值在机械化动力化发展的带动下增长迅速，社会经济欣欣向荣，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增长，对世界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帝国时期钢铁业、棉纺业、亚麻布业、丝织业及酒业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甚至一些原先被高额关税和禁令保护着的低效率企业，“在垂死阶段受到国外有益的竞争压力而正视技术革新，因此重获生机”[46]。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雇佣工人人数增加，法国还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工业中心。（2）法英两国实现签约，成为欧洲大陆商约网建立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以此迅速降低整个欧洲的关税水平，联手创造了欧洲贸易自由化时代。在与英国签订条约的基础上，法国发挥地缘核心力量以及大国影响力，带动多国进入商约网[47]，间接开创了西欧自由贸易时代，形成世界上第一个自由贸易区。1861年5月法国与比利时签订条约，1862年普鲁士与法国签约以降低进口关税，1863—1866年，包括意大利、瑞士、挪威、西班牙、荷兰以及奥地利都通过条约进入到自由贸易网络中，最晚的俄国是在1874年与法国签订商业条约。应该说，最起码在条约生效的年限中，世界经济逐步接近一种平稳、理想的贸易环境。由于法英相互承认最惠国条款，所以两国与其他国家商定的一切优惠必然也互相受益——对一国关税的减让会自动适用于其他所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防止了贸易歧视，刺激了以多边条约为基础的贸易扩张，这是《法英商约》给世界贸易政策留下的一个永久性的标志。最惠国条款还配合不准提高关税率的条款，成为限制关税保护主义及关税反弹的有力手段。(https://www.daowen.com)
虽然法国在实施该条约的彻底程度上不如英国，但国内势力强大的保护主义者毕竟未能阻挡商约的缔结，政府在不超越适度保护界限的基础上迈出了消减贸易壁垒的关键一步：商约签订引发外来的竞争压力，这迫使法国民族工业奋起直追，改善工艺、运用机器、降低成本，增强了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多个行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工业的发达可以增加雇佣工人的人数，降低关税也可以提高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在提升自身竞争力、惠及民生的基础之上，法国的机械化动力化水平直接刺激自由贸易开始释放巨大能量，推动着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不过也有研究人员指出，只有将该商约“认为是法国工业、贸易及农业而制定的一个计划周密但没有被完美执行的最重要特征时，其在经济史中才能得到适当的位置”[48]——笔者的理解是，这种在“放任自由”地遵循市场化道路和国家保护之间的妥协，此后一直是法国经贸发展的基础与特色，甚至可以说是阻碍法国经济的规模与增速进一步强化的症结之所在。
1860年《法英商约》还蕴含着极高的政治价值：“它的总趋势是为共同利益和英法之间友好关系的确认打下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将互不信任的两国从战争边缘拉回来——以19世纪中期的时局来看，拿破仑三世决意采纳大胆的商业政策，更多地是为了修复法国素来好战、怀揣征服欧洲野心的负面形象，驱散英国和一众欧洲大陆国家的疑虑和戒心，“而不是因为任何足够的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多大必要性”[49]——这个一度主宰欧洲的强国拥有长袖善舞的本领，推动商约的缔结极好地展示了法国将外交技艺与道德力量糅合，服务于国内政治考虑国际交往惯例。
回归到本节的主题，1860年《法英商约》所倡导的原则与具体措施不仅深深影响了欧洲国家的贸易政策走向，也开辟了贸易之外其他领域的合作，更开启了区域自由贸易新时代。条约中首创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对后世国际贸易理论与规则的制定影响极大——“对于一国的关税减让会自动适用于其他所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的条款成为以后大多数贸易协定的标志性内容，有利于制约贸易歧视、维护世界环境的平稳，这无疑为更广泛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法英商约中蕴含的“以贸易促和平”的人文本质是崇尚国际主义而不主张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即使放到当今时代来衡量，仍然有积极意义。1947年诞生的关贸总协定，虽然性质上仍属于经济强国间为争夺世界市场而进行交锋之后妥协的产物，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并发挥影响，一整套调整国际经济与贸易关系且兼顾公平的规则与程序覆盖全球，该组织循序渐进地从“富人俱乐部”转变为“经济联合国”，反映了时代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