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
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和热切关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公害”的显现和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增长的极限”的讨论。把经济、社会与环境割裂开来,只谋求自身的、局部的、暂时的经济性,带来的只能是他人的、全局的、后代的不经济性,甚至灾难。人们认识到,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都无法单独解决全球性问题。因此,正是在探索环境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以下事件的发生具有历史意义。
1.萌芽阶段:《寂静的春天》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书中科学论述了DDT和其他化学杀虫剂的迁移、转化与空气、土壤、河流、海洋、动植物和人的关系,论述了由于过度使用农药和杀虫剂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人类带来不堪重负的灾难。书中描述“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鹑鸟、鸽子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森林和沼泽。”《寂静的春天》为人类的前途描绘出一幅黯淡的图景。它警告人们要正视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标志着人类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开始。
2.思想奠基阶段:《增长的极限》
1972年,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为首的美国、德国、挪威等一批西方科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提出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中心论点是: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期将达到极限,世界就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而避免这种前景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
增长极限论较之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论来说是一种进步,它所提出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也逐步被世人所接受,但是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增长极限论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将人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忽视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和行为的能动作用,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过分夸大了人口爆炸、粮食和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严重性,它提出的解决问题“零增长”方案在现实世界中也难以推行,从急需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到仍想增加财富的发达国家都有许多人不同意它的方案,所以反对和批评的意见很多。
《增长的极限》所表达的发展观尽管过于悲观,但却警告人类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角度看待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不能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人类要注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应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影响,无疑给人类开出了一副清醒剂。
3.全球觉醒阶段: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这是首次讨论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会议,共有114个国家代表参加,发表了题为《只有一个地球》的人类环境宣言。
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环境问题并不突出,偏颇地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有无比的优越性。所以在此大会上只是强调发达国家造成的污染,强调的是单纯的环境问题,没有更直接的关注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就环境问题去治理环境,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各国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会议唤起了世人对环境问题的觉醒,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会议文件中已闪烁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火花,为研究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带来了新的曙光,是人类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一个里程碑。(https://www.daowen.com)
4.理论形成阶段: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
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成员有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的22位代表,其中14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马世骏教授。联合国要求该组织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该委员会把长达4年研究、经过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该报告对当时人类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我们关心的是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则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林的退化对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不久以前我们感到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相互联系的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则感到在国家之间的生态学方面的相互依赖的情景,生态与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个互为因果的网络之中。”
《我们共同的未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定义,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逐步得到各国政府和各界的认可与赞同。这反映了人类对自身以前走过的发展道路的怀疑和抛弃,也反映了人类对今后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憧憬和向往。人们逐步认识到过去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或至少是持续不够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人类的这一次反思是深刻的,得出的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全世界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能够得到共识和普遍认同的根本原因。
5.政治承诺阶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共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我国也派出了由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深刻认识到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主张要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通过和签署了为开展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如《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申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这次会议使人类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加深了人们对环境问题根源与实质的认识,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了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明确了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这次会议是人类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二个里程碑,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
6.全面实践阶段: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于2002年8月26日—9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共有来自192个国家的104位首脑、6.5万名代表参会。这次会议以“人、星球和繁荣”为主题,主要目的是回顾《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并制定一项新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10周年。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谈判,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约翰内斯堡宣言》,显示出全球环境意识方面的提高。这次会议是人类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三个里程碑。
2015年9月25日至27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了发展峰会,百余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这是自2000年千年首脑会议、2012年“里约+20”峰会以来,全球在发展领域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活动。峰会回顾了全球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和经验,并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对各国的发展空间乃至国内发展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