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发展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人口发展过程相对曲折，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949—1962年
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基本处于自然增长状态，人口数量的剧增已经开始引起关注和大讨论，但有关的人口控制政策最终并未真正实施。
1949年，中国人口约为5.42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稳定，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人口数量增加很快。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引起了当时领导人和社会有关人士的关注。1956年国家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强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当时节育问题由卫生部门负责，并引起国外学者关注，如艾琳·B.图勃在《人口索引》上发表的《共产党中国的人口政策》。第一代领导人也开始注意人口数量问题。毛泽东早在50年代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供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周恩来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应首先从生存权、发展权来考虑，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提出“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要有计划”。这是计划生育后来成为中国基本国策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甚至有人提出“将食用棉油来节制生育的刍议”（刘宝善，1957）。但是，《新人口论》受到批判，这一时间没有真正的人口政策。
2.1962—1978年
这一阶段，逐步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成立了计划生育机构，人口增长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人口超过6亿。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人口恢复补偿性增长，形成出生高峰，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接近7亿。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发［62］698号），文件强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供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提出“首先必须向群众讲清楚人工流产是有害妇女健康的，节制生育有效的办法是实行避孕”，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64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部分地区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开始有组织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并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开始下降。1975年《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计划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人口非控制不行”，中国政府因此制定了以控制人口增长为基调的人口发展战略，这一阶段的生育政策主要是通过控制人口出生来控制人口规模。
3.1978—2000年
这一阶段，计划生育逐渐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先是载入宪法，继而成为国策。人口数量增加得到有效控制。(https://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后，历代国家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看法逐渐深化。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首次载入宪法。1982年12月，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进一步确立了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成为“国策”。
4.2001年至今
这一阶段主要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于政府严格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数量增加得到进一步控制。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普通民众对于生育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我国群众的总体生育状况已经开始稳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2000年的第5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已成为现实。
2005年1月6日，中国迎来13亿人口日。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虽然每年人口仍然要净增800多万，但我国已经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代。这是我国政府和人民几十年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有效减轻了我国和世界的人口压力，使地球60亿人口日至少推迟4年。
1957年春，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向新政府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新人口论”，他们重新活跃在经济论坛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1953年6月，中国完成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为总人数6亿零100多万，人口增殖率达2%，这一数据，引起了马寅初等人的深思。马寅初通过计算发现，50年后，中国人口将是惊人的26亿。因此，新中国的人口问题受到了马寅初的高度关注，1955年，他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的讨论会上提出了人口问题，1957年3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控制人口问题。《文汇报》在1957年4月27日刊登了马寅初谈人口问题的访谈文章，公布了马寅初计划生育论的主要观点，文章说：“马老认为：‘我们总的情况是劳力多，资金少。资金少，投资就少，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自动化，所以现在安插人是第一，大型工业不要多，可以因地制宜，多搞一些中小型工业，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办法’，马老再次提出来必须计划生育和控制生育，我们既然认识教育是国家的事情，那么生育同样是国家的事情。我国的经济是由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私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的社会是集体的社会，集体的社会要有集体的生活，因此不能够认为结婚生孩子，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牵涉到我们的集体利益。”
马寅初论点的核心是：人口多是中国贫困的重要原因，国家有干涉生育之权，计划经济必须同时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能生两个。后来，马寅初发表的“新人口论”实际上是这些观点的具体化。所谓“新人口论”的“新”，马寅初本意是指他的理论不同于马尔萨斯的旧人口论，即立场不同。如果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同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的言论，特别是和当时的代表陈长蘅的理论比较，发展创新主要体现在政策主张上，即由陈长蘅在统制经济时代主张的统制生育论，变为马寅初在计划经济时代主张的计划生育论，即马寅初主张增加国家干涉人民生育的权力。
1957年7月3日，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人口问题的书面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以《新人口论》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此次发言。马寅初在这篇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新人口论”。由于马寅初较大的国际国内影响，以及《人民日报》的宣传，马寅初从此成为“新人口论”的代表。后来，在1958年到1960年间，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马寅初受到了大批判。1979年夏，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被平反。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读者来信，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得到历史和人民的极高评价。
综上所述，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及陈长蘅、叶元龙、陈达、吴景超等人，在50年代中后期又因讨论人口问题重新活跃起来，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是马寅初这一代经济学者向中国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它强有力地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人的生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