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1957年进入复旦中文系学习的。章先生那时不过二十来岁，他已经是复旦中文系57级最早的任课老师之一。1960年上学期，我们班级开始补文学史课，第一个给我们补讲先秦文学的就是章先生。那时的学校已经处在持续无休止政治运动的状态当中，我们也无法静下心来学习，但从章先生的讲授中，我们还是感到在青年教师当中，他的课最有内容，最值得学习和钻研。可惜这门课没有上多久，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一来，古代文学课程几乎都停了，我们也就难以见到章先生了。后来听说，章先生那时因胡风问题的牵连，年轻的章先生已经打入另册，被打发到图书馆做资料员，后又安排到系里的文学研究室也做资料员。由教师变为图书馆资料员，是学校对“有问题”人的一种惩罚方式，这在系、校已很常见；即便改变处理方式，调到文学研究室，也不意味着器重，在当时意味着离开教学第一线，避免与同学接触，免使同学受“毒”，也是一种变相的处理。当时的研究室放在现在理科图书馆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我偶尔去过，只觉得先生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其他的则一无所知。恰如现在通行的哲语所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章先生在图书馆，在研究室，“人以为忧，回也不改其乐”，章先生一定借助于这种难得的安静，发奋读了很多书，为做学问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打下了扎实的学问根基。

复旦虽然在政治运动上走在上海高校的前面，有“左”的一面；但复旦党委和中文系总支的另一面，或在实质上，还是爱“才”，并重视用“才”的。我听校党委书记王零，总支书记李庆云、徐震多次说过：章培恒当年做支部书记时，工作效率高，记忆力好，全校党支部没有一个书记能像他那样做事有条理。他在图书馆几年，读了很多书，文章写得好。“文革”前，由徐震牵头，在系里组合了一个临时的写作班子，我也挂名其中。大家在一起，有时议论一些学术问题，有时写点文章。记得有一次说起要写一篇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章，经大家推举，任务落在章先生的身上。章先生很快就写出了一篇长文。大家一致称好，提不出意见。先生则隐姓埋名，用“陆仁”（隐指“六人”）的名字把文章登在复旦学报上。当时我印象中章先生主攻先秦文学，学术兴趣不在《文心雕龙》，如今一旦着笔，竟可以把包罗宏富的《文心雕龙》论文写得这样快，这样好，不由不由衷地佩服。这是我首次直接感受到先生学问的渊深和才思的敏捷。

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文革”的疾风暴雨已开始笼罩校园。记得大约是1966年，不记得哪个月日，一天章先生突然拿了一大包东西给我，说让我看看。或许还说过“提提意见”之类的话，我已记不清楚。我拿到宿舍一打开，原来是一部《洪昇年谱》的手稿。也许因为我硕士论文写的是“洪昇和《长生殿》”，先生出于关心，特地为我提供有用的资料。但那时我的论文已草率完稿，而且那个年月也不把毕业论文当回事，我竟没有体察到先生的深心好意，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去作论文的加工和修改。

书稿令我惊异非常的是，全部手稿都是用零零碎碎的边角纸，一条一条，大大小小，长短不齐地粘在劣质的学生常用的练习本上。这些纸条中，竟也有一些常见的香烟壳纸。这些纸壳，或原样、或裁剪成长条后，粘贴在几本不同大小的笔记本上。在这些香烟壳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章先生抄录的各种古籍资料。练习本上则著录着与洪昇相关的历史年月和社会大事，以及谱主的生平事略。所以，书稿虽还是原生状态，但条理已十分清晰，已是一部完整的书稿，只是尚未誊录而已。(https://www.daowen.com)

当时最触人心境的是，先生不抽烟，怎么会收集、并用这么多香烟壳纸来写他的书，抄他发现的文献？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贫穷，就是艰苦。我还清楚记得，当时他用的笔其实也是只有几分钱一支的简陋的圆珠笔，因为留在纸上的字，有时明显写不出，有时又漏着笔油，只有那种最便宜的笔才这样。可见他做着这样的学问，实在是连纸、笔都十分简陋。他又不像我们常见的那样，可以到公家去领。他公私分明，洁身自好，不用公家的东西做自己的学问，于是只好收罗香烟壳和那些废弃的纸条，以便废物利用。可以想见，在收罗这些香烟纸壳和废纸时，作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他有着怎样的无奈和苦涩。这是最使我感动，也是至今不能忘怀的。

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1968年工宣队开进复旦以后，据说为了清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和“黑”材料，不记得是否在1969年，工宣队发动过一次全校大规模的、连续两天的抄家“革命”行动。教师、学生，无一幸免。有的甚至说是挖地三尺，彻彻底底。当时《洪昇年谱》的手稿还在我这里，我心里不免担心。虽然我当时只是一名刚毕业的研究生，不是专政对象，与“炮打”也毫无关系，不是工宣队注意的目标；但谁都记得所谓“破四旧”，砸烂“封资修”，那是无论什么都可以作罪证的。真抄起家来，《洪昇年谱》至少可以作为“封资修”而被处置，后果也不堪设想。这时我感到责任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也不能把它交还先生。如果从先生那里抄出，一定是罪加一等。我无计可施。幸好我住的学生宿舍当时只我一个人，我就把《洪昇年谱》和仅有的几本书捆在一起，放进一个纸箱里，然后放上几件杂物，听天由命了。抄家那天，多亏来的都是中文系的年轻教师和学生，他们来我这里“抄家”也不过虚应故事，走走过场。他们没有打开纸箱，只在纸箱上贴了两张封条，就算抄过了。封条贴了很久，记得还是有位同窗朋友到我宿舍来玩，说抄家早过去了，工宣队和造反派也不管这些事了，才把封条撕掉。等到风浪已过，章先生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我才把这部手稿完整地交还先生。这是先生本身的洪福，我只是侥幸没有闯祸而已。

1979年先生的《洪昇年谱》正式出版，先生特地来宿舍送我一册。此后我才连续把书看了几遍。看过以后的结果是，我明白自己做的毕业论文几乎如同废纸，就把它全撕了。这段往事过了三十多年我从没有说起，2005年底浙江大学中文系和黄岩市举办首届“陶宗仪学术研讨会”，我与先生的两位高足杨光辉、徐永明在台州一个景点游览时说到，陶宗仪曾经用树叶著书，章先生曾用废纸著书，其艰苦卓绝都令人崇敬。闲谈中终于把《洪昇年谱》的这段往事告诉他们。二位听后，先是吃惊，后则感叹唏嘘，增加了对先生的了解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