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精神——师道自任与礼乐自任

当晚明之时，曲，作为今之乐，最终被推誉为元明一代文学的代表。然而，为什么中晚明的文学复兴——或者说文学复古思潮的兴起——肇始于诗文，最终却是戏曲（小说）大放异彩？个中原因自然极为复杂。然而，一旦我们将这一场飙起于前七子、以诗文为核心的复古运动，置入当时整个文学格局，甚至整个经史子集的学术变迁中，历史的脉络便渐次分明，而贯穿始终，并最为彰显的便是文人士大夫师道精神的消长；也只有从精神史的角度切入，我们方能更为有利地把握时代的整体脉动，来发明曲学何以大兴。

我们说，汉学与宋学，从诗乐相分到诗乐相合，从根本上隐喻了儒者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同；可以说，主张诗乐相合的精神根本在于诗教天下，这一转变正是具有近世意义的启蒙思潮的滥觞。换言之，这一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同，便是师道精神在新历史情境下的勃发，以师道自任，其核心便是慨然以礼乐教化天下为己任。

尽管师之道由来已久，关于儒者以师道自任的精神也由来已久，然而，秦汉以来师道不彰，却是事实，如此方有韩愈《师说》振聋发聩，“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可以说，以韩愈、柳宗元为鼓吹，中唐以来复古思潮的飙起，其精神的根本内核便是师道复兴。^[23]进而言之，儒以师道与君道相抗衡，首先便体现在帝王与士大夫在礼乐天下上的权力博弈。帝王有道，则礼乐自天子出；帝王无道，不能礼乐天下，则文人士大夫起而以孔子自任，以礼乐天下自任；也就是说，师道复兴，首先是由士大夫礼乐自任的姿态体现的。这样，我们对唐宋制度变革，之所以首先聚焦于礼乐制度便有了新的阐释。自唐玄宗时期立教坊而俗乐大兴以来，朝野上下请革（变）俗乐的呼声始终不绝如缕——以至于仅北宋一代便六更其制——其意义显然不仅仅指向俗乐本身，而恰恰在于帝王与儒臣于礼乐制作上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也即君道与师道之间的争竞。一切学术之变，均导源于此。因此，我们正可以在梳理一代乐制（学）变迁的基础上，以师道精神的复兴为切入点，来观照中唐以来复古思潮下学术格局的大变动，其中，最为突显的表征便是文学领域从诗学到曲学的一系列变化。(https://www.daowen.com)

“曲者，乐之支也”（明王骥德语）。元明以来将曲与礼乐联系起来，从乐辞系统的演变来考察南北曲的兴起，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传统声辞学的延续与变异。从诗三百，经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到元北曲（乐府），再到明南曲，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一种声辞统系的叙述，它所依据的并不是各文体实际发生的次序，而是各文体进入礼乐文化系统，或者说被尊体与被雅化的先后次序，^[24]而直接体现了历代士夫礼乐自任的精神。

一代有一代之政治，一代有一代之精神，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近世文学的兴起肇始于唐宋制度变革，而百制之中礼乐为先；一旦自礼乐的角度切入，我们发现，中唐以来，尤其是元明以来文学复古思潮的消长，这一过程实与经学领域复古乐思潮（表现于文学领域中则为诸家对诗乐观念的重新阐释）的嬗变互为表里，贯通其间的始终是师道精神的消长——可以说，一代知识人的师道精神，是传统中国政治与学术交融互动最根本的内驱力。

中唐以来学术的大变，唐宋为一阶段，元明为一阶段，元明时期的复古思潮不过是唐宋复古思潮在新历史情境下的重新勃发。然而，如果说，唐宋时期的制度变革，是士大夫修齐治平理想展开的一部正剧；那么，元明时期的变革，自一开始便成为一部荒诞的悲剧，而透露出几分英雄末世的情怀。这也是同样标举复古文学，唐宋时期偏重于文章，而元明则偏重于诗（曲），具有近代意义的曲学，随着性灵思潮的大张，最终脱离乐学与诗学而独立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