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对法国革命及现存社会制度的看法和态度）
今天饭后歌德和我一起翻阅了拉斐尔[4]的绘画册页。歌德经常观赏拉斐尔的作品，为的是接近这位最杰出的人物，体察一位高尚卓越的人的思想。能在这类事情上给我以入门的指导，使他感到高兴。
后来谈到了他的《西东合集》，特别是其中的《郁愤篇》；诗集的这个部分，抒发了歌德郁积在心的对自己敌人的愤懑。
“我是够克制自己的啦，”他补充说，“要是我把所有不快和烦恼通通讲出来，那薄薄的几页就会长成厚厚一卷。人们压根儿没对我满意过，总想把我变成与上帝喜欢造就的另外一个样子。我做什么他们同样很少满意。我一年到头尽心竭力，写出一部新作来想讨一点世人的欢心，他们却反过来要求我对他们感恩戴德，原因仅仅是承他们高抬贵手，说了我的作品马虎过得去。要是他们表扬了我，那我还不得兴冲冲地把它看做应有的奖赏，而是恨不得我能说一些谦虚、推辞的套话，并且低声下气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的人格和我的作品骂得一文不值。这可违反我的本性啊！如果我真这样虚伪，这样说假话，那我必定是个可怜的混蛋。我可是够强大的啦，自己感觉是什么样子就表现为什么样子，于是便被人视为傲慢，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在宗教问题上，在科学和政治中，我到处遇见麻烦，就因为我不阳奉阴违，就因为我有勇气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相信上帝和自然，相信高贵会战胜邪恶；但这在那些虔诚的灵魂看来还不够，我还得相信三位一体[5]。然而这有悖我心灵的真实感受；而且我也明白，即使如此对我未必会有多大好处。
“我还触了一个霉头，就是我发现牛顿关于光和颜色的学说是一个错误，并且有勇气驳斥了这一公认的信条。我认为光纯净而真实，并把捍卫这一真理当做自己的职责。可是另一帮人却郑重其事地想给光抹黑，说什么：阴影乃是光的一部分。这话听起来荒谬，但的的确确是转述人家的原话。须知人家真是讲：颜色既为阴影和阴影遮掩的结果，那也就是光本身，或者说结论只有一个，颜色乃是光一会儿这样折射一会儿那样折射所形成的光线。”[6]
歌德沉默了，一丝带讥讽意味的笑意慢慢在庄严的脸上扩散开来。他接着讲：“更别提政治方面啦！我曾经遭遇怎样的困厄，吃过多少苦头，简直没法讲。你知道《激动的人们》吧。”
“昨天才读过，为了编辑您的新版文集，”我回答，“它没有写完，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遗憾。可不管怎么讲，任何心存善良的人都应该赞成您的观点。”(https://www.daowen.com)
“它是我在法国革命时期写的，”歌德接着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我当时的政治自白书。我把伯爵夫人塑造成了贵族的代表，通过她嘴里说出的那些话，表明了我认为贵族应该有的想法。伯爵夫人刚刚从巴黎回来，在那里目睹了法国革命的前后过程，从中吸取了不少的教训，从而坚信民众是可以统治，但却不可以压迫；下层民众的革命起义乃是大人先生们多行不义的结果。任何在我看来不义的行事，她说，我将来都要严厉杜绝；即使对别人的这类行径，社会上的也好，宫廷中的也好，我也要大声说出我的意见。我发誓不再对任何不义之举默不作声，即使会因此被骂成一个民主分子。”
“我想，”歌德继续说，“这样的信念极为可敬。当初这是我本人的信念，现在仍然是。可为了奖励我，人家给我扣上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我不想再提它们。”
“其实只要读一读《哀格蒙特》，”我接过话头，“就了解您怎么想。我不知道还有任何一个德语剧本，能为民众的自由发出比您这部戏更大声的呼吁。”
“人们就爱不以我的本来面目看我，”歌德回答，“总是对我所有的真实情形视而不见。相反席勒——咱俩私下讲吧，他比我贵族得多，但说话也考虑得周到得多——，异常地幸运，被当成了民众亲密的朋友。我打心眼儿里祝他好运，并聊以自慰，想想从前别的一些人遭遇还不如我啊。
“的确，我是不能成为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暴行离我太近，每日每时都激起我的愤怒，反之其良好结果当时还无法看出来。再者，当时德国有人自以为是，企图把法国因大势所迫所出现的场面人为地搬过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漠然置之。
“不过，我同样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并且完全相信，发生任何一场大革命责任都不在民众，而在政府。只要政府始终维护正义，始终头脑清醒，能够适时进行改良以满足民众的愿望，不是一直顽抗到非由下边来逼迫你干必须干的事情不可，这样子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
“可由于我仇视革命，人们便称我为现存制度之友。然而这是一个含义暧昧的称呼，恕我不能受领。假若现存的一切都好，都合理，都优越，那我绝对没有意见。可是在有许多好的方面的同时，还存在许多坏的、不合理与不完善的地方，这样一来，现存制度之友往往差不多就等于坏的和腐朽的制度之友。
“时代呢却永远在前进；每隔五十年，人世间的事便会换一个样子，一种1800年还完美无缺的制度，到1850年也许就已残破不堪。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好的制度只可能从自己的本原，从广大民众的需要中产生，而不是对别人进行模仿。要知道，某种食物对于一个已发育到一定阶段的民族是高级营养品，对另一个民族也许反倒成了毒药。因此，只要不是出自植根于民族本原的需要，一切引进外来变革的尝试都是愚蠢的，这样子的革命企图都不会成功；因为它们没有上帝支持，对这类草率拙劣的举动，上帝避之唯恐不及。反之，如果在民众中存在大变革的真正需要，上帝便与之同在，革命便会成功。上帝显然曾与耶稣基督及其最初的门徒同在，因为宣示一种新的博爱教义正是各族民众的需要；上帝也显然与马丁·路德[7]同在，因为清除那种让教士阶层歪曲了的教义，同样是各族民众的需要。上述两大伟人可都不是现存制度之友啊；相反，它们面对现实，深感必须清除那发霉的陈面团，决不能让那不真实、不合理而且千疮百孔的旧制度再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