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3月30日，星期二
（德国人独特的文学批评观；谈蒂克和施勒格尔兄弟；歌德的朗诵才能）
傍晚在歌德家里。我单独与他在一起。我们谈得很多，喝了一瓶葡萄酒。话题涉及法国戏剧与德国戏剧的不同特点。
歌德说：“很难设想德国观众会形成纯粹的判断力，就像我们在意大利和法国看见的那样。而对我们特别有妨碍的是，咱们的舞台上什么全混在一块儿演。同一个地方昨天演的是《哈姆莱特》，今天又演《斯塔波尔》[25]；明天刚沉醉在美妙的《魔笛》[26]声中，后天又得去欣赏《新幸运儿》[27]插科打诨。如此一来，观众的判断力就给搞糊涂了，不同的剧种混杂在一起，观众永远学不会对它们正确理解和评价。这样人人都有自己个人的要求，个人的期望，都带着这些期望重新去到曾经实现过它们的地方。这就像在一棵树上今天摘到了无花果，明天又去老地方摘，结果却发现那地方一夜之间长出来的竟是黑刺李，当然就会一脸的不乐意了。不过也自有喜欢黑刺李的人，这种人就该找有刺的树去。
“席勒想专门建一家悲剧院，而且是每周只为男人们演一场。这个想法好是好，只不过先得有座很大的场子，以咱们这样小的格局不可能实现。”
谈到伊夫兰和科泽布的剧作，他俩各具个性，都受到歌德的高度评价。他说：“正是上述毛病产生的恶果，谁都不认真区别不同的剧种，常常无理指责这两位的作品。可要再出现大众如此喜爱的天才，就得等很久很久喽。”
我称赞伊夫兰的《老光棍》[28]，说这戏演起来挺好看。“毫无疑问，它是伊夫兰最好的作品，”歌德说，“唯有这部戏，他从平庸进入了精神境界。”
随后他告诉我，他跟席勒一起替《老光棍》编了个续集，不过没有写下来，只是在口头上谈过。歌德一场一场地给我讲剧情，倒是有头有尾，诙谐有趣，听得我非常高兴。
接着歌德谈到普拉滕的几出新戏。他说：“这些戏可以看出卡尔德隆的影响。它们都极富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很完美，只是缺少一点特别的分量，缺少某种内涵的厚重。它们不具备引起观众心灵深刻的共鸣、长久回味的内容，而只是轻轻地、仓促地触动了一下我们的心弦。就像漂浮在水上的软木塞，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是让水的表面托负着。
“德国人要求表现出某种严肃性，某种思想的伟大，某种内心的充实，所以席勒才受到所有人的高度推崇。我一点不怀疑普拉滕的大才，不过多半是由于艺术观念有所偏颇，才能统统没表现为严肃、伟大、充实。他显示了博学、睿智、机敏、幽默，显示了艺术极其圆熟；但这还不算成功，特别是在咱们德国人看来。(https://www.daowen.com)
“总而言之，对于公众来说意义更重大的是作家的人格，而不是他的文学天才。谈到高乃依时拿破仑说：‘假如他还活着，我要封他为王！’（S'il vivait，je le ferais Prince！）——可他没有读过高乃依的作品。他读了拉辛，但并未对拉辛说同样的话。同样拉封丹也受到法国人高度推崇，不是由于他的文学贡献，而是由于他作品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
我们后来谈到了《亲和力》。这时歌德提起一位途经此地的英国人，说他自称一回到英国，就要和妻子离婚。歌德嘲笑他愚蠢，并一连举了几个离婚者作例子，说这些人离完婚以后仍旧纠缠不清。他说：
“德累斯顿已故的莱茵哈特常对我表示惊讶，说我对其他所有事情的想法都挺随便，对婚姻问题竟有如此严格的原则。”
歌德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通过这本常常遭到误解的小说到底想讲什么。
接着谈到了蒂克[29]以及他与歌德的个人关系。
“我打心眼儿里对蒂克好，”歌德说，“他呢，总的说来对我也很有好感；不过，在他与我的关系里，还是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而且过错不在我，他同样也没责任；原因是另外一种性质。
“就是当施勒格尔兄弟开始出人头地，他俩便感到我过分强大，为了与我保持平衡，就觉得必须寻找一位天才来跟我分庭抗礼。在蒂克身上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天才，并且大肆吹捧他，使他在公众眼中为跟我抗衡而显得更加重要。这损害了我与蒂克的关系；因为如此一来蒂克对我的态度便出了问题，虽然他本人压根儿没有意识到。
“蒂克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能认识到他杰出贡献的并非别人，恰恰是我。不过，要是不切实际地抬高他，把他与我等量齐观，那就错了。这我可以照直说出来，因为对我没有关系，我又没有自我抬高。同样如果我自比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也没有自我抬高，他原本就是一个更高的存在，对他我只有仰望，只能崇敬。”
今晚歌德特别开朗、活跃和精力旺盛。他取来一卷未刊发过的诗稿，挑出一些为我朗诵。听他朗诵真是一大快事，不只诗中原滋原味的、新鲜而强烈的情感令我异常激动，还有朗诵本身也展现了歌德迄今不为我所知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的嗓音多么有力，多么富于变化啊！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多么生气勃发，多么富有表现力啊！特别是那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