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6月20日，星期三
（拜伦的《该隐》；泽尔特的建筑和音乐才能）
已经摆好供五个人用餐的餐桌，凉爽的房间里却空无一人，在炎热的夏天让我感觉很舒服。我走进餐厅旁边那间铺着地毯，立着一尊巨型朱诺胸像的屋子。我在屋里独自踱了一会儿步，歌德就从他的工作室里走了过来。他亲切热情地招呼我，对我表示欢迎。他坐到窗户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对我说：
“请你也去搬把椅子来，咱们坐在一起说会儿话，等着其他人到来。我很高兴，你到底还是在我家认识了施特恩贝格伯爵；他又走了，我呢又恢复了习以为常的活动和平静。”
“在我看来伯爵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我说，“学识同样也非常渊博；不管我谈哪方面的问题，他都总是在行，谈什么都透彻周到，轻松自如。”
“是的，”歌德应道，“他是非常了不起，在德国交游广泛，影响巨大。作为植物学家，他以自己的《史前时代的植物》这部著作享誉全欧；同时又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矿物学家。你了解他的生平吗？”
“不了解，”我回答，“可我很乐意知道他一些情况。在我眼里他既是位伯爵和社交名人，又是知识渊博、有多方面建树的学者：如何能身兼二者在我是个问题，很希望得到您的解答。”
随后歌德就告诉我，伯爵年少时怎么给送去当修道士，在罗马开始了修行，可后来奥地利赢回了某些特权，他便也去了那不勒斯。歌德就这么往下讲，讲得生动有趣而又重点突出，不啻一部人生传奇，完全可以媲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而要在这里复述出来，我则感觉无此能耐。聆听着歌德，一种幸福之感油然而生，心里充满了对他由衷的感激。话题转到波西米亚地区的学校教育及其突出的优点，特别强调了它们十分重视审美教育。
小歌德夫妇和乌尔莉克小姐也进来了，我们于是坐到餐桌边。谈话变得热烈而富于变化起来，不过活跃在北德某几座城市的虔信派教徒，总是一个反复提起的话题。谈到这些小教派如何造成了一个个家庭的不和和分裂。我讲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我曾经有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因为没能使我相信他的教义，就几乎跟我绝了交。我讲：
“这人深信不疑，人在世上的所有善行、贡献、功业都毫无意义，唯有基督的恩典，能帮助人赢得神的眷顾。”
“有位女友也对我灌输过类似的思想，”小歌德夫人接过话头，“可我总不明白，这所谓善行，所谓恩典，究竟是怎么回事儿。”(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些东西，”歌德说，“所有这些畅行当今之世，这些为人津津乐道的说教，纯粹是个大杂烩；而你们呢，也许谁都不知道它的来历。我告诉你们吧。关于所谓善行的说教，就是要人通过行善积德，施舍捐赠，把遗产留给教会等等，达到赎补罪孽进而获得上帝恩典的目的；这是天主教的说法。可路德派的新教徒呢，出于反对派的立场则唾弃这一说教，而代之以宣扬人必须全心全意地认识基督的功绩并分享他的恩典，如此一来自然也就会行善了。事情就这样清清楚楚；可今日之下全都混为一谈，张冠李戴，谁也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没有说出来，而只暗自想道，自古以来宗教观念的分歧就离间了人类，使其相互变成仇敌，是的，甚至人类的第一次杀戮，就是由敬神方式的偏差引起的。我讲，近几天我读了拜伦的《该隐》，特别欣赏这戏的第三幕和这一幕对主人公杀死弟弟的动机的交代。
“可不是吗，”歌德说，“交代得太棒啦！实在是美丽动人，举世无双！”
我接过话头：“《该隐》一开始在英国却遭到了禁演，可现在呢又人人都在读它；尤其是年轻的英国人，他们外出旅游通常都带着《拜伦全集》。”
“这也挺愚蠢，”歌德说，“因为归根到底，《该隐》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新意，有的不过就是英国的主教们本身宣讲的那些东西。”
用人通报缪勒首相驾到。他跨进屋来，坐在我们桌旁。随后歌德的孙子沃尔特和沃尔夫冈也先后蹦蹦跳跳地进来了。沃尔夫冈缠着缪勒首相。歌德道：
“去把你的留言簿拿给首相先生看，请他看你的公主，看施特恩贝格伯爵为你题的词。”
沃尔夫冈跑上楼去，很快取来留言簿。首相细细看了附有歌德题诗的公主肖像。他继续往后翻阅，发现了泽尔特的题词并大声念了出来：要学习听从！歌德听了笑道：
“在整个留言簿里，这可是唯一一句理性的题词。是啊，泽尔特总是那么了不起，那么不同凡响！眼下我正和里默尔一起整理他的信函，发现里边有不少宝藏。特别是他在旅途中写给我的那些信，更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因为他作为杰出的建筑师和音乐家，优越之处就在于从来不会失去对那些重要事物的正确判断。一当他来到一座城市，站在一些建筑面前，这些建筑仿佛自己就会告诉他，它们身上的价值在哪里，缺点又在哪里。城里的音乐协会也马上邀请他去到他们中间，在大师面前袒露出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如果有速记员把他跟自己这些音乐门徒的谈话笔录下来，那我们就又有了一篇独一无二的文字。要知道在这些领域中泽尔特是天才而又伟大，说出话来常常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