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7月5日，星期天
（拜伦的天才和癖好；《海伦》的结尾和艺术虚构）
今天傍晚在公园里遇见歌德，他刚乘车兜风回来。车从我身旁驶过时他招手示意，要我上他家里去。我于是立刻转身走向他的府第，在门前看见了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歌德下了马车，我们跟随他登上楼梯，到所谓的朱诺厅里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我们刚谈一会儿，缪勒首相也来了，立刻参加我们的谈话。话题围绕着一些政治问题：惠灵顿公爵出使圣彼得堡及其可能的结果，卡波迪斯特里亚斯[39]，希腊迟迟未能获得解放，把土耳其人限制在君士坦丁堡，等等。还谈到了早先拿破仑统治下的年代，特别是关于昂贤公爵[40]和他冒冒失失的革命行动，更谈得很多很多。
随后转到了一些较为平和的话题，特别是维兰特在欧斯曼施德特的墓地怎么也谈不厌。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讲，他正着手给墓地围上一圈铁栅栏。他当着我们的面在一张纸上绘出草图，帮助我们对他的设计意图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缪勒首相和库德莱总监告辞了，歌德请我跟他再待一会儿。
“由于我的生活跨了世纪，”他说，“每当想起纪念碑和塑像什么的就难免产生奇怪的感觉。想到一根纪念某位杰出人物的铸铁像柱，就难免心中不出现它被未来的军人推倒和砸碎的联想。库德莱替维兰特墓建造的铁栅栏，它们在我脑海里已变成未来骑兵们马蹄下闪亮的马蹄铁。我呢，还可以讲，类似的情形我已经在法兰克福经历过一次。再说，维拉特的墓地也离伊尔姆河太近啦；河水流经时转了一个急弯，如此下去恐怕要不了一百年，就冲到了死者的遗骨。”
就世事无常这个话题，我们心绪挺好地说笑了几句，随后又拿起库德莱的草图，欣赏他用英国铅笔画下的细腻而有力的线条；它们像是对主人百般顺从，把他的想法不差分毫地在纸上表现出来了。
由此又把话题引向了素描；歌德给我看一位意大利大师的杰作，题材是小耶稣在神庙里被一群学者围在中间。他在旁边摆了一幅按照这素描完成的铜版画，结果一对照观察便发现许多差异，而且无不说明原来的素描更加高明。
“最近一段时间我挺走运，”歌德说，“很便宜地买到了许多著名大师的素描。这样的画作价值难以估量，不只因为它们表现出了艺术家纯粹的精神追求，还因为它们把我们直接带进了艺术家进行创作那一时刻的氛围情绪。神庙里的小耶稣这幅素描，它所有的线条都表现出艺术家心灵的极端宁静、坚定、欢快、明朗，我观赏着这幅画，同样健康有益的情绪便会潜入我们心中。再者，造型艺术有一个大优点，乃是纯客观性的，既能够吸引我们，又不使我们的感情过分激动。这样一幅作品立在我们眼前，它要么一声不响，要么发出坚定鲜明的声音。一首诗则相反，它给人的印象要模糊得多，激起的情感因人而异，随听者气质和禀赋的变化而变化。”
“最近几天我读了一本不错的英国小说，”我接过话头，“斯莫莱特[41]的《罗德里克·兰登》给人的印象近乎于一幅出色的素描画。直截了当地描述，毫无一点多愁善感的痕迹，真实生活原原本本地显现在你面前，常常令人十分反感和厌恶，但整体始终给人明朗的感觉，因为是彻头彻尾的现实。”
“我常听见人夸奖《罗德里克·兰登》，”歌德说，“也相信你对它的评价；不过我从来没读过这本小说。你知道约翰逊[42]的《阿比西尼亚拉塞拉斯王子传》吗？你不妨也读一读，然后告诉我你对它的看法。”
我答应照办。然后告诉歌德：“读拜伦爵士的作品，我也经常发现有这种直截了当的描述，让我们面对事物本身而不挑动我们内心的情感，就像一位大师画的素描。特别是《唐璜》，这样的地方很多。”
“是的，”歌德说，“在这点上拜伦爵士很伟大；他描述事物犹如信手拈来，却又真实到极点。《唐璜》我知道不多；可记住了他别的一些诗里有许多这样的地方，特别是描写大海的片断，蔚蓝色的茫茫远方一叶帆影时隐时现，实在是太美了，叫读者仿佛自己也漂浮在海上。”
“在他的《唐璜》里边，”我说，“我特别欣赏他对伦敦的描写，笔调轻松的不多几行诗，伦敦城恍然间便活现在我眼前。他压根儿没有为什么有诗意什么没诗意伤透脑筋，而是遇见什么就抓住什么，就描写什么，不怕是理发铺窗口边上鬈曲蓬松的假发套，不怕是正在给路灯上油的工人，见到啥就写啥。”
“我们德国的美学家经常谈论题材有诗意和没诗意，”歌德说，“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尽管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归根到底，只要诗人自己能正确处理，就没有任何现实的题材不富有诗意。”(https://www.daowen.com)
“完全正确！”我应道，“我希望，这一观点能成为大家的座右铭。”
随后谈到拜伦的诗剧《福斯卡里父子》，我认为，拜伦塑造了一些十分杰出的女性。
“他塑造的女性确实不错，”歌德说，“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她们也是唯一剩下来供我们灌注自己理想的容器。对男人已经一筹莫展；在阿喀琉斯这位最勇敢的战士和尤利西斯这位最聪明的智者身上，荷马已经穷尽男人的所有优秀品格。”
“另外，”我接着说，“《福斯卡里父子》自始至终都有酷刑的描写，颇有些令人恐怖，真难理解为了写这部诗剧，拜伦的内心竟能长时间忍受这样的折磨。”
“这完全是拜伦的气质使然，”歌德道，“他一直有自虐倾向，因此特别爱写这类题材，你看看他所有的作品吧，几乎没有一部内容是轻松愉快的。不过《福斯卡里父子》的艺术手法同样值得称赞，是不是？”
“非常出色喽，”我回答；“一字一句都铿锵有力，都意味深长，都直奔主题，正如迄今为止，我在拜伦的诗里还未发现过一行败笔。我总是仿佛觉得看见他正从海浪中冲出来，那么神清气爽，那么充满原始的创造力。”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说，“情况正是如此。”
“读他越多，我越钦佩他的伟大天才，”我继续说，“您做得很对，在《海伦》那一幕为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除了拜伦，”歌德说，“我再找不到其他任何人来作近代文学的代表啦；他毫无疑问应被视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再说哩，拜伦既非古典，也非浪漫，而就像是眼前的今日本身。我必需的正是这样一个诗人。还有他永不满足的天性和导致他在密梭隆基[43]毁灭的好斗倾向，也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写一篇论文来纪念拜伦既不可取也不痛快；相反，时不时地对他表示一下敬意，在这里那里顺便提一提他，这样的做法我今后也不会放弃。”
既然已经提到《海伦》，歌德索性就继续谈下去。他说：
“我原本设想的结尾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曾有过各式各样的设计，其中有一个已经很不错；只是现在我不想再泄露给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便有了拜伦爵士和密梭隆基，[44]于是其他所有设想都放弃了。你肯定发觉了吧，合唱队在唱挽歌时完全变了调；在此以前是彻底的古典风格，或者说从不隐讳自己的女性气质，一到挽歌却突然严肃、深沉起来了，所唱的内容更是她们从来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
“不错，”我回答，“我是发觉了；不过，自从我观赏了鲁本斯有双重阴影的风景画，自从我脑子里形成了虚构这个概念，对这类的手法就不再感到困惑了。这样的小矛盾既然能提高审美效果，就没什么好挑剔的。挽歌照样得唱；既然没有别的合唱队，就只好由姑娘们唱啦。”
“任随德国的评论家们发些什么令我惊讶的高论吧，”歌德笑道，“我怀疑他们有足够的自由精神和勇气，能对此忽略不计。理性之于法国人犹如路上的绊脚石；他们想不到幻想自有其规律，这些规律不可能也不应该受到理性的干预。即使通过幻想产生的事物在理性眼里永远都成问题，幻想也不必太当回事。这就是诗歌有别于散文的地方；散文总是由理性当家，也乐意和应该让理性当家。”
我庆幸能聆听这至理之言，并把它铭记在心。随后我起身告辞，因为已快晚上十点。我们促膝交谈一直没点蜡烛，夏夜的明月越过北边的埃特尔斯山，给我们送来了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