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2月4日，星期三

（常识比哲学可靠；作品必须具有感性的魅力；并非剧本都适合演出）

“我在继续读舒巴特^[1]，”歌德说，“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甚至讲了些非常高明的话，条件是你能够把它翻译成自己能懂的语言。这本书的主旨归根结底就是：在哲学之外还存在一种立场，亦即健康的、理智的立场；在独立于哲学的条件下，艺术和科学总是能借助各种自然的、人力的影响而欣欣向荣。这对我们真是正中下怀。我本人对哲学历来敬而远之，所谓健康的、理智的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也就是说，我本人毕生的言和行都在舒巴特这里得到了肯定。

“对他我唯一不能完全赞成的，是他对某些事物的了解比他讲出来的更加清楚，也就是说他并非总是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工作。像黑格尔一样，他也把原本毫不相干的基督教扯到了哲学里。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威力巨大的存在，沉沦的、受苦受难的人类曾经时不时地靠着它重新振作起来；只要基督教的这个作用得到承认，它就已凌驾一切哲学之上，用不着要哲学的支撑。同样，哲学家想证明某些学说，例如证明存在的永恒，也不必倚仗教会的威望。让人相信灵魂不朽好啦，他有这个权力，这也符合他的天性；他可以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教会的承诺上。然而如果哲学家也从传说中获取灵魂不朽的证明，那就太软弱无力和没什么意义啦。对我而言，我们对存在永恒的信念来自行动这一概念；因为我如果不停息地劳作直至终生，即使我现在的存在形式不能继续支撑我的精神了，大自然也有义务给予我另一种存在形式。”

听着这些话，我心中油然而生敬佩和爱慕之情。我想，从未听过这样的教诲，能如此激励人去完成高尚的行动啊；要知道，谁不乐于终生孜孜不倦地劳作、行动呢，如果他因此能获得永生的保证。

歌德叫人取来一个装着素描和铜刻画的画夹。他在静静地翻看了几页之后，便递一幅根据奥斯塔德^[2]的油画制作的精美铜刻画给我。他说：“这里，你看见了我们‘夫妻和和美美’的场面。”

我很有兴致地观赏着这幅画，看见的是一家农舍的内部，厨房、起居室和卧室统统合而为一，全部就一个房间。夫妻二人离得很近地面对面坐着，妻子在纺纱，丈夫在绕线，脚边站着一个娃娃。背景上能看见一张床，以及这儿那儿最粗糙、最必需的用具；房门直通户外。一个贫寒而幸福的家庭的充分写照；夫妻二人彼此瞅着，脸上洋溢着满足、惬意和恩恩爱爱的甜蜜。(https://www.daowen.com)

“这画叫人越看心里越舒服，”我提起话头，“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魅力。”

“这叫感性的魔力，”歌德应道，“任何艺术都不能缺少这种魔力。在类似眼前的题材中，它更可以充分地发挥。相反，在表现进入理性范畴的高深的题材时，还要相应地发挥感性的魔力，不让它干枯、冷却，就困难了。这时作者是年轻或是年迈，就可能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艺术家因此必须先考虑自己的年龄，然后再决定选材。我的《伊菲根尼》和《托夸托·塔索》取得了成功，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能够以自己的感性参透理性的题材，并赋予它生气。而今我老啦，已不再适合写这类理性的作品；要写，就宁可选那类本身已含有一定感性因素的题材。要是格纳斯特夫妇还在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再给你们写两出戏，两出散文独幕剧：一出以婚礼结尾，再欢快不过，一出残忍而动人心魄，结尾时留下两具尸体。第一出的素材还来自席勒时代，而且在我推动下他已经写好一场。两个题材我都考虑很久了，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因此我想每一出都像写《市民将军》那样用八天时间口授就成了。”

“您就写吧，”我说，“您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个剧本写出来；这可以成为您完成《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后的一个休整和小小间歇。您要能再为剧院作些贡献，将出乎所有人意料，世人将何等地喜出望外啊！”

“我已说过，”歌德接着讲，“如果格纳斯特夫妇还在这儿，那我没准儿真会让你们高兴高兴。可是眼下看来没多少希望，一出停留在纸面上的戏根本不算戏。剧作家必须清楚自己要使用的手段，必须为预定担任角色的演员度身塑造人物。也就是说，如果我还指望得上格纳斯特和他的妻子，此外还可请拉洛舍、温特贝格先生和塞德尔夫人来加盟，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写，那我就有把握实现自己的编剧意图。

“为演出写作是一件特别的事情，”歌德继续说，“谁要不是对它了如指掌，谁就最好别干这事。一件有趣的事情，人人都以为搬上舞台也必定有趣；才不是呢！——可能有某些东西读起来挺有意思，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然而搬上了舞台却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书本上深深打动我们的东西，没准儿到了舞台上会让我们无动于衷。有人读了我的《赫尔曼与多罗苔》，就想也可以看它演出。托普费尔^[3]就受此诱惑，把它搬上了舞台；可结果怎样呢，效果如何呢，再加上演员的表现也差强人意，谁又能说从方方面面批判这都是一出好戏呢？——为剧院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行道，要求操此行道的人真正了解它，并且具有必须具有的天才。这两样都挺稀罕；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几乎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