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反宋学和西学
乾嘉学派的人物中，比较正确地吸收了《几何原本》中演绎的等于公理的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身思想体系的人物是戴震。关于戴震，通常认为他与他的老师江永不同，戴震提倡梅文鼎流的“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洋科学起源于中国的学说，发掘、校订《算经十书》等，给人以强烈的经学尚古主义倾向的印象。实际上对此焦循说过：“徽士谈天，师弟异辙。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58]然而，读者从《勾股割圜记》这本书就能明白，事实上戴震的学问若没有西学的影响是不可能成立的。[59]
对戴震的整体学问的大部分评价倾向于把他的考证学的科学方法论和反朱子学的特征依次与他对西洋近代科学的归纳法和颜李学派对明学的空疏批判联系在一起。[60]不过，以《几何原本》为代表，明末清初的西学基本上就有西方中世纪演绎科学的特点了，可以说那是与近代科学的归纳法几乎毫无关联的替代品。另外，颜李学派对“空疏”[61]的厌恶，事实上是对于重视“力行”层面的“空疏无用”进行更强的批判，而并非如戴震所述“空凭胸臆的弊害”即针对“空疏不学”的批判。
有学者谈及戴震与惠栋（1697—1758）的相似点[62]，认为虽然那是以清学的反宋学、汉学的尚古主义为前提的想法，但实际上以惠栋为中心的吴派基本与重视向汉学回归的历史主义接近，甚至可以说与像戴震一样追究事物是非的普遍主义和客观主义正好相反。在戴震的学问体系中史学被完全排挤也能印证这一观点。[63]
最后，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只列举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简称《疏证》）中被认为受到《几何原本》显著影响的三个概念。
2.1 关于“理”的普遍性 《疏证》中看到的“意见”的概念绝对不是单纯的“意见”或“见解”的意思，其中谬误、偏见等“揣测”的意味反而更为强烈。与宋学者“理在人心”[64]相对，戴震认为“理在事情”[65]，甚而用无谬性来定义[66]真理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和“意见”相对的概念是“理”（或“义理”），而“理”是指确凿且无谬的客观真理。他把可疑和错误的事称为“失理”，反之则称为“得理”。[67]戴震认为含有错误的知识是“还未达到十分的见解”[68]，而将“达到十分的见解”的知识当作“真知”[69]予以重视。这实在酷似《几何原本》的“实理”和“虚理”的概念。
2.2 关于“理”的后天性 戴震通过否认“理”和“物”的先验性而保证了“真知”的可实现性。因为对他而言，相比较于“物”的“自然”，“理”更应该是“则”的“必然”。因此，这里的理与宋学里的“理的不偏性”相矛盾，被重新塑造为对“必然”的认识的方向性。换言之，戴震所说的“必然”必须推论到“禁止替换”为止，但仅能通过“盖就其所知，以证明其所不知”[70]的方法才能达成。这也与利玛窦的“理在物后”的理论和《几何原本》的“因既明累推未明，吾知奚至哉”[71]的演绎知识推论极为相似。
2.3 关于“礼”的不变性 对戴震来说，“礼”是指能够消除“己”和天下这二者间相对立的方式乃至尺度。因为“礼”是“天地之条理”[72]，是由“至当不易之则”[73]的“天下万世法”[74]所定。然而，这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75]，因此“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76]。戴震向古学回归的方式正是践行这种主知主义[77]，并贯彻用“理”的普遍性以保证“礼”的不变性这种非历史的和普遍主义的方法论。
综上所述，戴震是通过演绎体系中数理的思维，习得逻辑性、严密性、论证性等，并据此构建自己思维的。可以说经学者中十有八九把历算学也纳入研究范围是戴震之后才出现的情况。[78]在他看来，“数学”就是“理学”。顺带一提，“数学即理学”[79]这个用语或表现，依笔者个人拙见，首次出现在同样出生于安徽的方中通（1634—1698）《数度衍》一书里所附的揭暄（1613—1693）写的序文中。据揭暄所说，把数学的钻研做到极致时，“以至文胜无识之虚文，以实学胜无益之博学”[80]。笔者认为用“数学即理学”这五个字已经能非常准确地概括戴震的精神了。
【注释】
[1]当然，关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定理的不容置疑的性质，尤其是平行线定理，从古代起，普罗克洛就尝试过这个证明，其自明性被多次怀疑过。进入近代以后，随着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或数学基础论的出现，公理的“自明性”被完全否定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欧几里得几何学排除了其命题的真伪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只不过是单纯的“如果……就是主义（ifthenism）”。
[2]关于元时期传来的《原论》，参照梅荣照、王渝生、刘钝《欧几里得〈原本〉的传入和对我国明清数学的影响》（梅荣照主编《明清数学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54页。
[3]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1a。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17·天文算法类2，24a。
[5]据利玛窦，中国的官吏中改宗基督教的大多是以数学书（《几何原本》）为契机。川名公平译，矢泽利彦注《中国基督教布教史二》（《大航海时代丛书》第二期9，岩波书店，1983），第73页。不过，对于这些改宗的官吏是否充分理解了《几何原本》，就另当别论了。
[6]Peter Engelfriet，Euclid in China：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Book I-VI（Jihe Yuanben，Beijing，1607）and its Reception up to 1723，Leiden：Brill，1998，p.43.
[7]罗素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缺点之一是对三段论的过高评价。Bertrand Russell，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2nd ed.，London：Routledge，1961，pp.206-212.
[8]James Lattis，Between Copernicus and Galileo：Christoph Clavius and the Collapse of Ptolemaic Cosmology，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94，p.33.
[9]James Lattis，Between Copernicus and Galileo：Christoph Clavius and the Collapse of Ptolemaic Cosmology，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94，p.228.
[10]Ibid.，pp.32-38；Engelfriet，op.cit.，pp.23-46.
[11]Clavius，“Prolegomena”，Opera Mathematica，vol.1，p.28.
[12]Ibid.，vol.1，p.5.
[13]Lattis，op.cit.，p.34.
[14]Clavius，“Prolegomena”，Opera Mathematica，vol.1，p.3.
[15]Engelfriet，op.cit.，p.42.
[16]Lattis，op.cit.，p.36.
[17]Engelfriet，op.cit.，pp.30-31.
[18]Lattis，op.cit.，p.36.
[19]Engelfriet，op.cit.，p.30.
[20]Ugo Baldini，“The Academy of Mathematics of the Collegio Romano from 1553to 1612”，Jesuit Science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Mordechai Feingold ed.），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3，p.72.
[21]Ibid.，pp.74-75.
[22]克拉乌死后，他的研究院急速衰败，罗马神学院的数学学派最迟于17世纪30年代左右就完全消失了。Ibid.，p.53.
[23]科学传教并非目的而是捷径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利玛窦只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便草草收场。然而，实际上当时的欧洲一般只教到前4卷或前6卷为止，这无法成为支持上述论点的有力证明。
[24]金相根《利玛窦〈天主实义〉对16世纪后半叶耶稣会大学教学及托马斯主义（Jesuit Thomism）的影响》（《韩国基督教神学总论》第40卷，2005），第295页。
[25]关于外在主义，一方面基督教（旧教）信仰与“事效论（ex opere operato）”有关，但另一方面，从初期耶稣会采用的决疑论是“安全采用说（tutiorism）”这一点看也很明显。也就是说，他们比起跟随内在的良心，服从外在化的客观法律的倾向更强。
[26]关于这一点，克拉乌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解药。
[27]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几何原本》4a。
[28]徐光启《泰西水法序》（《泰西水法》）1b—2a。
[29]Pasquale D'Elia，Galileo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Press，1960，p.21.
[30]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几何原本》）1a。
[31]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几何原本》）1a。
[32]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几何原本》）1a。
[33]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几何原本》）1a。
[34]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几何原本》）1a。
[35]裴化行著，松山厚三译《东西思想交流史》（庆应书房，1943），第138—139页。
[36]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几何原本》）8a。(https://www.daowen.com)
[37]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几何原本》）8a。
[38]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几何原本》）8a—8b。
[39]《徐光启集》（明文书局，1986），第78页。
[40]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几何原本》）9a。
[41]李之藻《同文算指序》（《同文算指》）3b—4a。
[42]“如弟谓芸数云尔，则非利公九万里来苦心也。”李之藻《同文算指序》（《同文算指》）4a。实际上在《明史》里，数学书被分类在小学中。
[43]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学生书局，1994），第226—227页。
[44]详情请参照利玛窦《天主实义》第4篇。
[45]同上书，39a。
[46]同上书，39a。
[47]同上书，39b。
[48]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学生书局，1994），第254页。
[49]熊三拔《象数论》（《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6册），第8—9页。
[50]关于徐光启对公理系的误解，可参照安大玉《利玛窦与普遍主义》（《明清史研究》第34卷，2010），第31—57页。
[51]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一本有名的农学书著作，但他的农学理论中最为划时代的是对丰收的风土论，即对所有的农作物被限制在天和地两者的传统思考方式或五行说、分野说等的强烈批判。换言之，他把大地当作地球的“普遍的”存在来看待，主张农业的地域性限制仅依存于天气，他自身尝试了多种多样的农作物的移植。徐光启企图把农业划入“普遍的”学问的范畴。
[52]梅文鼎《方程论发凡》（《梅氏丛书辑要》卷11），6a。
[53]关于乾嘉学派数学方面的成就，请参照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第16章；朱家生《李锐〈开方说〉方程理论初探》（梅荣照主编《明清数学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295—316页；洪万生主编《谈天三友》（明文书局，1993）等。
[54]焦循《加减乘除释》卷1，2b。
[55]同上书，8b。
[56]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第287页。
[57]《畴人传》（世界书局，1982）卷43，第555页。
[58]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12），3b。
[59]关于《勾股割圜记》，请参照本书第5章。
[60]主要由民国时期的胡适和梁启超提倡的论点。
[61]据山井涌，明学的“空疏”有两层意思。一是“空疏不学”，另一个是“空疏无用”。山井涌《明清思想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第242页。
[62]根据钱穆的主张。
[63]山井涌《明清思想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第376页。
[64]戴震以“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总结了宋学者的关于理的言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152页。
[65]“以意见为理，自宋以来莫敢致斥者，谓理在人心故也。今谓理在事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153页。
[66]“故理义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谬也。”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154页。
[67]“不谬之谓得理。……疑谬之谓失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154页。
[68]“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370页。
[69]“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娱亲雅言序》（《经韵楼集》卷8，凤凰出版社，2010），第184页。
[70]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155页。
[71]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几何原本》）1a。
[72]“礼者，天地之条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204页。
[73]“礼者，至当不易之则。”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212页。
[74]“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204页。
[7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213页。
[76]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戴震全书》修订本，卷6，黄山书社，2010），第213页。
[77]不过，戴震的主知主义并非是实践的而是直观的。山井涌《明清思想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第375—376页。
[78]梁启超著，小野和子译注《清代学术概论》（平凡社，1974），第169页。
[79]“数学即理学也。”揭暄“序文”（《数度衍》）1b。
[80]揭暄“序文”（《数度衍》）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