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校学生的日常生活
（一）课外阅读活动
阅读是一项复杂的脑力活动，是培养分析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而缺乏阅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分析能力下降。全国知名家庭教育专家贾容韬认为：“阅读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因为通过阅读，孩子们可懂得人生的道路，知道生命的意义，明白学习的目的。”[71]
新中国成立初期，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对贫瘠的文化市场，使得儿童读物在创造和引进渠道上都比较匮乏。20世纪50年代的中小学校学生能够接触到的课外读物大多为传统文学作品以及苏联读物，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指导学生阅读政治性、战斗性强烈和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是鼓励学生苦干硬干、不怕困难、奋勇前进和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有效方法。”[72]高玉宝创作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自1955年出版发行后，经多次再版，累计发行量高达500万册。他发出的“我要读书”的呐喊，代表着那个年代青少年对于阅读的渴望。
这些“红色经典”给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在他们身上染上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影响下，他们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这是生活在其他年代的人们无法复制的一种积淀于血液中的深厚感情。但这些课外书籍，更多的是对于学生思想感情的陶冶，从内容到形式都略显单一，难以满足中小学校学生旺盛且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1978年1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家出版局、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把为孩子们出版少儿读物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个《报告》颁布后，各地少儿社纷纷成立。大批以服务青少年为主的出版社的出现，促使大量面向青少年读者群体的读物问世。“在出书前，我们调查了少年儿童在思想品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针对有的儿童在学习上不认真不刻苦的情况，我们出版了《猪八戒险越淤泥海》；针对有的儿童贪图小便宜的情况，出版了《猪八戒路拾金元宝》；针对有的儿童贪玩好耍的情况，我们即将出版《猪八戒一变七十三》。”[73]
自1978年开始，书店的生意异常火爆，从《三国演义》到《青春之歌》，从《复活》到《死魂灵》，几十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获得了解放，再次和读者见面了。另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连环画（俗称“小人儿书”），也以其图文并茂的形式、简短的篇幅、丰富而曲折的故事情节而广受少年儿童的喜爱。随着经济的发展、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青少年阅读水平的提高，连环画较小的容量已无法满足青少年对于阅读量的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曾经盛行一时的文化快餐就被各种全本的小说等取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课业负担的加重，青少年的课外阅读时间越来越少。部分青少年的课外阅读是暗中进行的，有的甚至阅读成瘾而影响学习，所以被教师严格禁止。此时青少年阅读的书籍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武侠和言情。它们是伴随着香港地区的武侠、言情电影和电视剧同时兴起的，在校园内外形成了“男武侠，女言情”的风气。[74]
进入21世纪后，新事物骤然增加，伴随“信息时代”“知识大爆炸”和“网络时代”电脑的普及，青少年的课业负担进一步加重，较少的课余时间又被玩电脑、看电视所占去。2011年9月27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和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国小学生阅读状况在线调查”公布，结果表明，其阅读“80％存在功利化倾向”[75]。互联网和手机已经成为小学生的重要阅读渠道，但娱乐化倾向明显，其阅读缺乏知识性。
我国中小学校学生的教育受到五花八门的技艺教育冲击，而阅读能力的培养却被忽略，许多家庭没有形成读书的氛围和习惯，认识上存在盲点和误区，社会、学校也缺乏激励性的读书氛围。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势必影响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
（二）日常游戏活动
游戏作为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内容，对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儿童游戏作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向参与者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青少年在游戏中的语言、情感、价值观念等方面必然带有各自时代所特有的印记，这种印记就成为青少年日常游戏的时代标志。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儿童游戏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同样是角色扮演类游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大多扮演战士、农夫、裁缝、铁匠类的角色；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更愿意扮演警察、医生、司机；生活在新世纪的青少年更倾向于扮演律师、教师或高级白领。这些新鲜的角色诞生在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下，从另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着当时的生活状况、生产方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80年代，是儿童游戏盛行时期。从丢手绢到跳房子，从老鹰捉小鸡到跳绳、拍三角，丰富的游戏填满了童年时光。对儿童来讲，游戏的功能不单是娱乐，还有生命功能、心理功能和文化功能。[76]
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尽管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生活尚在物质匮乏的阴影里，童年却并不因此而苍白无趣，相反，孩子们的天性大多在种类丰富的游戏里得到了释放和满足。那时的孩子们远在芭比娃娃和变形金刚的诱惑之外，不知“至尊汉堡”和哈根达斯为何物，更无法想象整日幽闭在家是何种感觉。男孩子们上山打麻雀，农田沟里抓虾，河边甩杆钓鱼，傍晚或列队巡逻或带兵打仗；女孩们跳房子，跳皮筋，聚在一起研究一些简单的手工活儿。[77]
作家张锐锋在其散文集《皱纹》中曾描述过自己与父亲间的一次游戏：
我看到在大街上或在学校的操场上，一些孩子欢快地用鞭子抽打着陀螺，陀螺在不是十分平整的地上旋转着，颠簸着，甚至不时地跳跃起来，但它却不会倒下。我与父亲商议，准备制作一只陀螺……父亲从柴禾房里找了一块木匠剩下的枯木……我看到父亲用利斧削那块木头……渐渐地，我看到那块木头已经显出了一只陀螺的雏形……他又找到了一把折叠式小刀（这是我用来削铅笔的小刀），开始了比较细致的雕刻……一只陀螺已经成形了。
我只是简单地从一棵大树下面找了一根干枯的树枝（当然这树枝的主体必须有合适的直径），将树枝上的表皮剥掉，又将小的枝杈砍掉，就变为一根长度适宜的鞭杆了。我又将母亲的废布条找出来，扭织成柔软的、有一定重量感的鞭子并用细铁丝固定在鞭杆上。工序是简单的、简明的，一会儿我就将鞭子制作成了……
文章并没有具体描述作者在校园里与小伙伴们一起玩陀螺的情景，只是在前面提到当时有很多孩子在各种场合玩陀螺。而文中展现出的，是一幅温馨的亲子互动式的游戏活动场景。作者在文中说道：“眼前这一奇特的情形与我产生了某种默契，它体现或者正在代表着我的意志。”[78]
由于有了父辈的参与和帮助，一个原本简单的儿童游戏充满了浓厚的情感内涵：长辈通过制作玩具，将手工的技巧和灵活的思维方式教授给晚辈；在制作的过程中长辈与孩子进行深入的交流，建立起了情感的纽带。[79]
对于身处于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来说，游戏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如同现代的孩子是玩变形金刚、电子游戏机长大的，我，50年代的孩子玩的是泥巴……对我来说，任何城市里带回来的玩具都比不上随手可取的泥巴。”[80]
这种对于泥巴的迷恋令当代人，特别是久居城市中的人难以理解。泥巴的乐趣在于“可塑性”，儿童可以在泥塑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泥巴“生命”。揉捏泥巴的过程是儿童身体与大自然的泥土亲密接触的过程，游戏的材料取之于自然，游戏过程充满乐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已普及到了家家户户，群体游戏的种类和时间越来越少，孩子们渐渐把一半以上的时间留给了与电视和玩具的独处。[81]而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孩子，也理所当然地在懵懂中咀嚼并接受着成人世界的规则和秘密。
事实上，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预示着童年游戏失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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