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术艺能传承进行的家学教育活动
程千帆（1913—2000），中国著名的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先生逝世10多年来，在当代学术的发展中，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程千帆学术思想的重要。考察其学术思想，需要先了解其著述状况，程千帆自1939年出版《目录学丛考》始，终其60余年学术生涯，撰著20余部，贯通文、史、校雠等多个领域。对于程千帆的学术思想和著述，学界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给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路。考察其学术成就与地位，有一个重要环节不能忽视，即家学对程千帆的影响。
和其先辈不同，程千帆接受过很长时间的新式教育，从中学到大学，他都受到过现代治学方法的训练，而且在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也确实鲜明地体现出来。不过，在中学之前，他却是“在君硕伯父办的私塾‘有恒斋’里专门读古书”的。这样的家庭学校，当然会贯穿特定的家庭教育传统，而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晃动着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其叔祖程颂万。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程千帆曾经这样说：“我没有经济上的遗产，但我有文化上的遗产。”这个“文化上的遗产”，广义地说，当然包括很多方面；狭义地说，则与其家学密切相关，其中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程颂万。这里有几个明显的传承关系。第一，程千帆的父亲程康是“幼从先叔祖学”的，虽然父亲过世早，但对笃于庭训的程千帆来说，不可能没有影响。第二，程千帆少时在其伯父程君硕的家塾“有恒斋”里学习，君硕正是程颂万的儿子。第三，程颂万还对程千帆有直接影响：“余年十四五，从先伯父君硕先生学于家塾，先叔祖子大先生方就伯父养，亦时来塾中，有所诲迪。”[9]这个“诲迪”，不仅包括学问，也包括创作。据程千帆自述，“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呈请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之语，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绵之思，可与学诗’”[10]。因此，将程颂万之学与程千帆结合起来看，就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程千帆的学术贡献了。
潘公凯（1947—），20世纪中国画大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潘天寿之子，是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学者和画家，还是先后执掌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两所重要美术学府的美术教育家。潘公凯在艺术上有较高的造诣，其理论与实践顺应时代的需要，继承发展了民族优秀传统，这也与他的家学密不可分。(https://www.daowen.com)
潘公凯曾说：“我之所以关心中国画的前途，是从对父亲的研究和理解开始的，是他的经历告诉了我思考中国画生存发展问题的重要性。由此，我渐渐地接近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绘画艺术，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11]因此，研究潘公凯不应忽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的父亲既是20世纪中国画传统派的一代宗师，又是一位坚持中国画体系深层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美术史论家与美术教育家，而潘公凯的家教和家学奠定了他做人、治学、执教和作画的基础。潘公凯说：“我最初的艺术教育，其实是在家里面熏陶得来的，可那是不知不觉的。”在青少年时代，就其荦荦大者而言，潘公凯的家学约有三个方面：一是做人与从艺的关系。潘公凯回忆道：“他（父亲）一向认为，与作画相比，做人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事。”二是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他说：“父亲有个观点：‘人生须有艺术。然有人生而后有艺术，故最艺术之艺术，亦为人生。’”三是治学与传统文化修养。潘公凯回忆说：“小学时父亲建议我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我挑着读过一些。我在初中里曾喜欢起《诗经》来，自以为对‘思无邪’有了体会。”“有时候我也会听父母谈诗，听了他们谈过以后也会去诗集里翻一翻。有时候我对诗里面描写的那种意境或者味道，会有一点儿感觉。”“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给了我一本《智永千字文》，建议我从楷书入手。我很认真地临过一段时间。后来听父亲和老先生经常谈到魏碑，谈得津津有味。我也找了《史晨碑》《张迁碑》来临。”[12]
在潘公凯走上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岗位并着手研究其父之后，家学便成为他植根于传统在理论上做出建树的重要来源。家学渊源对潘公凯治学的影响，约而言之亦有四大方面：一是以学术的态度承传学统。潘天寿曾指出：“凡学术，必须有众多之智慧者，祖祖孙孙，进行不已。”“绘画，学术也。故从事者，必须循行古人已经之途径，接受其既得之经验与方法，为新新不已打下坚实之基础。”[13]二是学术的传承根本在民族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潘天寿说：“文艺者，文中之文也。”“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三是真正继承传统就必须借古开今丰富传统。潘天寿说：“接受优良传统，倘不起开今作用，则所受之传统，死传统也。”[14]四是高屋建瓴，宏观思维。潘公凯通过系统整理父亲遗著接受了其思维方法。他说：“我发现父亲对于中国画问题的宏观思维，很理性，也很有策略性。这就启示我应该怎么样去思考中国画在整个大局当中的位置，在这个方面是研究潘天寿才给了我一个启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