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家训家书进行的家学教育活动
家训家书是父母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最常见、最真挚的方式之一。通过家书，父母与子女之间可以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亲情互动、生活道德、理想与人生、事业与家庭，皆是家书谈及的内容。
在当代比较有影响的家书乃属傅雷的《傅雷家书》。傅雷（1908—1966），中国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家书》是当代家学教育中比较有影响的家训之一。《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是最好的艺术学徒的修养读物”。《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以及美术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纂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5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傅雷家书》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1）讨论艺术；（2）激发青年人的感想；（3）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4）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谈论更多的是艺术与人生，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才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和傅敏的爱却没有成为普通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亲情教育是家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傅雷在家书中写过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九五三年正月发生的一件事情使父子俩产生了误会，傅雷主动向孩子承认错误，不仅化解了父子之间的矛盾，而且增进了父子之间的亲情。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晚的信中，傅雷这样写道：“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教人怎么舍得！老想到五三年正月的事（一九五三正月，就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傅聪与父亲争论激烈。在父亲勃然大怒的情况下，倔强的傅聪毅然离家出走，住在父亲的好友毛楚思的友人陈伯庚家近一月余。后因傅雷的姑父去世，让父子俩感慨万千，双方才讲和），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2]可见，傅雷在教育孩子时既要求十分严格，又极富有感情。博士生孟慧石离开家乡石家庄去成都上学，父亲担心她第一次出远门会不适应，便经常通过书信跟女儿交流。信中所谈，多是家庭琐事，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以及自身情感变化等，纯属聊天性质。孩子都二十几岁了，许多问题比父母有见地。但是，生活中亲人间的情感交流，却是十分必要的，对孩子对父母都是如此。[3]
父母通过家书对子女进行道德与人生的教育是家书中最常见的又一重要内容。博士生孟慧石父亲孟繁清在给她的信中写道：“爸也受过不少苦，也遇到过不少困难，但总的来说是幸运的。从上学开始，我基本上没离开过学校，而读书、考试、教书，大体上一帆风顺。我感觉再苦再累都是可以承受的。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失败后的迷惘：看不清未来，看不清归宿，自己把握不了自己，一切听命运安排。这是最让人伤心的。爬山很累，但能看到顶；写东西很累，但坚持下去还是可以完成的。饥饿、寒冷、困倦、病痛、劳累等等，也往往算不了什么，自己有能力战胜它。但是当你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所从，或者失败了，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时候，精神上的痛苦往往是难以忍耐的。这时候，唯一能支撑自己的，便是自信。我为你感到骄傲，也是因为在你身上蕴藏着永不衰竭的战胜一切困难和痛苦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自信。”[4]正是因为父亲的鼓励与肯定，女儿孟慧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https://www.daowen.com)
傅雷为了鼓励孩子克服语言困难关，他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的家书中写道：“提早出国，我很赞成。你以前觉得俄文程度太差，应多多准备后再走。其实像你这样学俄文，即使用最大的努力，再学一年也未必能说准备充分——除非你在北京不与中国人来往，而整天生活在俄国人堆里。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是最不赞成的。这是做人的基本作风，不仅对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说的，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动才能表明你的心迹。待朋友不能如此马虎。生性并非‘薄情’的人，在行动上做得跟‘薄情’一样，是最冤枉的，犯不着的。正如一个并不调皮的人耍调皮而结果反吃亏，一个道理。一切做人的道理，你心里无不明白，吃亏的是没有事实表现；希望你从今以后，一辈子记住这一点。大小事都要对人家有交代！其次，你对时间的安排，学业的安排，轻重的看去，缓急的分别，还不能有清楚明确的认识与实践。这是我最为你操心的。因为你的生活将来要和我一样忙，也许更忙。不能充分掌握时间与区别事情的缓急先后，你的一切都会打折扣。所以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不但希望你多听听我的意见，更要自己多想想，想过以后立刻想办法实行，应改的应调整的都应当立刻改，立刻调整，不以任何理由耽搁。”[5]
事业与人生的教育也是家书中的重要内容。傅雷在家书中谈得最多的是文学与艺术问题。傅雷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的信中对儿子谈道：“另外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这是我至此为止没有变过的原则。你的情形与我不同：少年得志，更要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更要战战兢兢，不负国人对你的期望。你对政府的感激，只有用行动来表现才算是真正的感激！我想你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是Bach（巴哈）、Beethoven（贝多芬）、Chopin（肖邦）等等第一，爱人第二。既然如此，你目前所能支配的精力与时间，只能贡献给你第一个偶像，还轮不到第二个神明。你说是不是？可惜你没有早学好写作的技术，否则过剩的感情就可用写作（乐曲）来发泄，一个艺术家必须能把自己的感情‘升华’，才能于人有益。”[6]他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的信中写道：“寄你的书里，《古诗源选》《唐五代宋词选》《元明散曲选》，前面都有序文，写得不坏；你可仔细看，而且要多看几遍；隔些日子温温，无形中可以增加文学史及文学体裁的学识，和外国朋友谈天，也多些材料。谈词、谈曲的序文中都提到中国固有音乐在隋唐时已衰敝，宫廷盛行外来音乐；故真正古乐府（指魏晋两汉的）如何唱法在唐时已不可知。这一点不但是历史知识，而且与我们将来创作音乐也有关系。换句话说，非但现时不知唐宋人如何唱诗、唱词，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说那便是中国本土的唱法。至于龙沐勋氏在序中说“唐宋人唱诗唱词，中间常加‘泛音’，这是不应该的”（大意如此）；我认为正是相反，加泛音的唱才有音乐可言。后人把泛音填上实字，反而是音乐的大阻碍。昆曲之所以如此费力、做作，中国音乐的被文字束缚到如此地步，都是因为古人太重文字，不大懂音乐；懂音乐的人又不是士大夫，士大夫视音乐为工匠之事，所以弄来弄去，发展不出。汉魏之时有《相和歌》，明明是duet[重唱]的雏形，倘能照此路演进，必然早有polyphonic[复调的]的音乐。不料《相和歌》词不久即失传，故非但无polyphony[复调音乐]，连harmony[和声]也产生不出。真是太可惜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