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兴教办学

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中小学发展迅速，成绩喜人。据统计，1951年内蒙古地区的中小学数量和蒙古族学生数量均大大超过了日伪时期的最高数字，教育规模显著扩大，教育质量切实提高。[1]然而从横向比较来看，与汉族地区的差距还相当大。受经济发展的束缚，蒙古人大多还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也产生了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教育形式。为响应国家鼓励各族人民积极办学的号召，正规办学形式之外，许多蒙古人居住地还出现了“游动”办学模式。

“游动办学”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节省基建费用，而教育质量又不受影响，这有利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如昭乌达盟境内的克什克腾草原，分散着一个个牧民居住的营地，这里建立了二十六所艾里（即“营子”的意思）小学。艾里小学是游动的，牧民们迁徙，小学也跟着迁徙。这样的学校设施简单，学生上课用的教室大多是生产队办公用的蒙古包和牧民居住的蒙古包，这样就节省了许多的基建费用。艾里小学受到当地干部、牧民的普遍称赞，巴音宝力格生产队党支部书记曹登札布说：“办这样的学校，不但不抽劳动力，还给生产队帮了大忙，我们全力支持。”图老大爷说：“我的两个孩子念中心完小，一年要花两头牛，可是上艾里小学，只花两车牛粪就行了。”[2]可见，游动的艾里小学减轻了国家和牧民的负担，方便了牧民子弟就近就读，作用甚为独特。

教育办学形式的选择，要根据各地各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需要来决定，也应考虑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在蒙古族具体的办学活动中，应该根据牧区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交通不便、季节差异大等特点，克服办学的一般化和正规化倾向，采取相应、机动的办学形式。新中国初期，蒙古族正规中小学的办学条件也很艰苦，有些学校借建在寺院、祠堂或老百姓院子里，上课用的课桌就是石块、土坯，或是用木桩加木板，黑板则是以墙代之。“一排土房子，几排泥凳子，一群泥娃子”是当时内蒙古农村牧区学校的真实写照。天气好的时候，学生可以坐在教室里抬头数“星星”；下雨的时候就困难了，课桌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搬。“游动办学”遇到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的，但牧民们尽力改善了教学条件，也加强了牧童知识教育方面的系统性，提高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

“文革”开始后，许多老师和学生丢下教学和学习“闹革命”去了，蒙古族教育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学校里书声琅琅的景象消失了。在失序的社会环境下，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教师依然情系杏坛，热心办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蒙古族中小学恢复了招生。1979年，当锡林浩特中学恢复了在全盟招收蒙古族学生的制度时，牧民高兴地说：“党的民族政策又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3]此后，各地办学形成了稳步发展的局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即使条件有时艰苦到“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堂课”的民族地区，也总有那么一些热心单位和个人的办学事迹让人感动。1983年秋，居住在内蒙古伊盟库布其沙漠达旗敖包梁乡的退休老人贾占凯，带着侄儿侄女办起了一所学校——冬春小学，教室是贾占凯用自己的房子改建而成的。虽然教室是土打的，学生是土里土气的孩子，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农村知识分子，但这毕竟是达旗敖包梁乡的第一所小学。[4]有人说贾占凯傻，自己的房子不卖掉换成钱，却要腾出来做教室，不过更多的人能理解一个老人寄望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的良苦用心。(https://www.daowen.com)

2006年，科右中旗副旗长朝克图向报社记者讲述了几件事：

1.巴彦呼舒四中以前经费紧缺，学生们都在校外分散居住，因为学校没有学生宿舍，不方便学生的学习。旗委主要领导在听取学校汇报后当即决定，马上拨款建设学生宿舍和食堂。2.高力板中心校的桌椅年久失修，一些桌椅摇摇晃晃，旗高压供电局得知情况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资帮助把所有的学生桌椅都换成了新的。3.代钦塔拉苏木温都花嘎查学校由于校舍条件太差，学校又没有水井，孩子们都转到离家较远的嘎查去求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很长的路，很是辛苦。为了让孩子们不再奔波受罪，牧民姜青宝将家中的四头育肥牛卖掉，所得收入一万多元都用到了修缮校舍和打饮水井上。校园环境的改善让一些失学的儿童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代钦塔拉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万喜家境贫困，小万喜重回学校后对记者说，他的亲人和邻居都不识字，他长大后想当一名老师，教他们识字过上好日子。[5]

在新时期国家教育政策法规的引导和保障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共同努力，蒙古族的办学条件逐渐改善，困难不断被克服，办学活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蒙古族优秀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