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内贸易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H-O理论假设贸易产品为最终品，但随着产业内贸易和生产外包的不断发展，研究者逐步放宽了这一假设，将中间品生产纳入模型，Feenstra and Hanson（1997，1999，2003）将最终产品的生产按照技术密集度分解为中间品环节，使企业可以通过外包部分生产环节来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所以，贸易自由化使发达国家将部分中间品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一生产环节的转移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但在发展中国家，将增加其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结果是，外包活动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技术劳动力平均工资，在两个国家均导致了技术溢价。
虽然大量数据显示外包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现象，但外包影响工资不平等的只发现于中国香港地区和墨西哥的劳动力市场。Feenstra and Hanson（1997）发现在墨西哥，美国公司的外包生产导致墨西哥熟练劳动力需求增加和工资提高。Hsieh and Woo（1995）对中国香港地区的研究发现随着内地FDI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大量香港企业将生产环节向内地转移，从而提升了香港地区的高技术劳动力需求。
中间品贸易和生产外包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的重要组织方式，近年来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分工日益成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就业水平和劳动者工资产生了深远影响（Shepherd，2013）。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跨国公司加强了产业间的垂直关联，即通过上游的中间品购买和下游的产品销售与东道国企业形成了产业间垂直分工模式，不仅对行业内企业也对相关行业的企业有显著影响（Antras and Chor，2013）。大量文献证明了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在生产率（Javorcik，2004）、劳动力需求（Görg et al.，2006）等方面的关联效应，而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劳动者工资的作用更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Shingal，2015）。
跨国公司通过垂直关联效应影响工资水平的关键途径是提升价值链相关行业的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这与东道国发展水平、技术能力等密切相关（Rodríguez-Clare，1996），某些情况下可能较小甚至为负。首先，如果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技术差距较大，或者跨国公司从母公司或其他国家进口中间品，并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都将降低跨国公司与国内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很可能并不明显（Smarzynska，2002；Lin et al.，2009）。其次，由于技术、资本等方面的优势，跨国公司有可能在行业内具有垄断权力，而其所需的中间品为竞争性市场，跨国公司可能采取削减价格等措施对东道国企业造成损害，从而对劳动者工资产生负向作用（Xu et al.，2012）。最后，为了保护专有技术，跨国公司可能与上下游企业达成排他性的技术转移安排，从而降低与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和对工资提升的作用（Lin and Saggi，2007）。(https://www.daowen.com)
随着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不断发展和企业、产品等微观层面数据的不断出现，最近的研究关注焦点转向了贸易自由化对部门内部劳动力流动和产品质量提升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有关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作用的研究发现，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劳动力实现了部门和行业内部的再配置（Haltiwanger et al.，2004）。同时，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因为贸易自由化促使进口竞争部门的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增加差异化产品。如果为出口市场的生产比国内市场有更高的技术密集程度，那么出口需求增加将提升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因此产品质量提升增加了技术溢价。对美国的研究显示，美国企业的出口属于技术密集型活动（Bernard and Jensen，1997）。Zhu（2005）的研究发现，当一国实现了从低技术密集品出口到高技术密集品出口的转变时，由技术溢价导致的国内的工资不平等程度也相应增加。
一般认为，出口企业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可能通过雇用新的、更高技术的劳动者或提升现存劳动力的生产率两种方式进行调整。Verhoogen（2007）对墨西哥出口企业的研究也发现，墨西哥比索贬值促进了企业出口，而出口企业也实现了产品质量提升和多样化，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内部劳动力技术水平来实现。
此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技术溢价可能与特定的职业回报相联系。Cragg and Epelbaum（1996）发现在墨西哥，贸易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增加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业补贴。Kijama（2006）发现在印度对管理者、技术劳动力的回报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