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劳动力市场

由于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近年来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迅速发展，跨国公司成为促进贸易增长的主体。根据跨国公司理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同一行业内劳动者工资关系的理论机制可分为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中，劳动力需求效应即跨国公司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又可分为直接和间接效应两个方面：（1）直接效应。一般而言，跨国公司进入将增加对东道国的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情况下将提高工资水平。Driffield and Girma（2003）和Driffield and Taylor（2006）用英国行业和地区数据发现，跨国公司可以影响劳动力需求和工资水平；Ernst（2005）指出墨西哥的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增加了当地就业，提升了整体工资水平。（2）间接效应。由于在技术水平、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等方面的优势，跨国公司的工资将高于国内企业，这提高了劳动者尤其是高技术劳动者的谈判和议价能力，对国内企业形成了竞争压力，从而对劳动者工资形成正向影响。Tomohara and Takii（2011）指出，跨国公司的高工资行为对国内企业产生了竞争效应，提高了劳动者的基准工资水平。

相对于劳动力需求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较为复杂，它是指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等渠道对国内企业技术和劳动者工资造成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高技术产品将对国内同一行业的企业产生示范作用，促使国内企业通过模仿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工资（Gorg and Greenaway，2004）。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研发、培训等活动提高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而劳动力从跨国公司向国内企业的流动将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提升国内企业的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Fosfuri et al.（2001）和Dasgupta（2010）指出，劳动力流动是跨国公司知识溢出效应的重要机制；Poole（2013）发现劳动力在跨国公司和本国企业的流动提升了当地整体工资水平。

但是，在提高劳动力需求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同时，跨国公司也可能对劳动者工资产生负向作用。首先，由于存在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跨国公司有可能加剧与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产生挤出效应，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Kosova，2010），从而提高失业率、降低整体工资水平。其次，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产生挤出效应，甚至可能掌握劳动力市场的垄断权力，把劳动力价格限制在较低水平上，这进一步限制了劳动者工资提升的空间（Brown，Deardorff and Stern，2003）。最后，就东道国而言，发展中的东道国政府在国家间、行业间的引资竞争可能会忽视劳动者权益，进而对劳动者工资产生向下的扭曲作用（Neumayer and Soysa，2006）。

实证研究方面，大量文献检验了跨国公司对不同国家和行业劳动者工资的作用，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较早的研究如Aitken et al.（1996）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Feliciano and Lipsey（1999）对美国制造业、Girma et al.（2001）对英国制造业的研究，均未发现跨国公司与国内工资的正向作用。Gorg and Greenaway（2004）总结了跨国公司工资溢出作用的渠道，认为跨国公司对行业内的水平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近年来，更细致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工资溢出效应可能与行业、地区、投资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例如，在英国电力行业，在跨国公司进入的地区工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Driffield and Girma，2003）；在跨国并购方面，美国公司对英国制造业的并购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提升有重要作用（Girma和Görg，2007）；国内公司与跨国公司技术差距较大时，工资溢出效应可能更加明显（Pittigli等，2015）；外国投资可能对转型国家的工资溢出效应更加显著（Barrell and Holland，2000；Bedi and Cieslik，2002）。(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上述研究多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没有控制劳动者的异质性和选择效应，因此会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性（Hijzen et al.，2013）。因此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使用雇主—雇员的匹配数据和PSM方法，以控制劳动者个人特征，结果仍然有较大差异。Martins（2004）、Heyman et al.（2007）对葡萄牙和瑞典的研究认为，在控制了劳动者自选择效应后，工资溢出效应不再显著；但部分研究仍发现有较小的正向工资溢出效应，如Andrews et al.（2007）、Huttunen（2007）等；而 Earle et al.（2012）对匈牙利的研究发现，工资溢出效应仍然显著为正。

相对于跨国公司在产业内的水平溢出效应，其在产业间的垂直关联效应可能更为普遍（Kugler，2006）。Javorcik（2004）对立陶宛、Kosova（2010）对捷克的研究均发现，跨国公司与上下游行业的垂直关联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因此，前向和后向关联也是FDI影响国内劳动者工资的重要途径。就后向溢出而言，为了获得中间品供给，跨国公司将对上游行业的外包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管理支持及人员培训等（UNCTAD，2001），提升其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工资水平；在前向溢出方面，为了增强对东道国市场的渗透能力，跨国公司将与下游关联企业保持信息和技术的沟通合作，促进下游企业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这对劳动者工资也将产生正向影响（Kugler，2006）。

在跨国公司关联效应的实证方面，有较多文献考察了垂直关联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作用。研究者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和化学及制药行业分别进行了检验，均发现了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垂直关联效应（Blalock and Gertler，2007；Suyanto et al.，2009），Wang（2013）对加拿大企业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结论。而Lopez（2008）和Gorodnicjenko等（2007）则认为，跨国公司在智利和东欧国家的后向关联效应较强，而前向关联较弱甚至为负。Girma et al.（2007）进一步指出，垂直关联效应是否存在与跨国公司的出口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有文献考察了垂直关联对环境技术的影响，发现垂直关联效应对东道国企业提升技术、减少污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Albornoz et al.，2009）。相比之下，现有文献对垂直关联的工资效应关注较少，仅有Hoi and Pomfret（2010）对越南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通过垂直关联促进了工资水平提升，且关联效应大小与行业企业特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