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社会的流动理论

西方国家有关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社会的发展进行的。市场社会的分层主要依据个人的人力资本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等因素，经济地位的改善来源于工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结构变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这些结论符合西欧和美洲工业国家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而兴起的公民权利运动和普通劳动者社会权利逐步提升的进程（Zhou，2004）。个体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使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关注劳动者个体因素（教育、工作经验、性别、年龄、技术）以及家庭因素（父辈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等。应当注意到，对劳动者出身和职业地位等结构性条件的关注暗含的假设为，分层机制在代际间及个体生命历程中是相对稳定的。Tilly（1998）指出，对个体因素的过度关注忽略了群体的社会关系、历史制度等因素，大量在个人生命历程中持续的，以及在不同社会互动中均存在的不平等，是社会类型存在的结果，而非个体因素的产物。

因此，市场社会的分层理论为社会流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和参照体系，但对中国等市场转型国家却不完全适用。因为在转型国家，原有社会分层是依照再分配经济体制而非市场经济进行的，其基础是政治权威而非市场制度。为了深入分析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我们必须将分析的重点转向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

“再分配”经济这一概念首先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即在再分配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被纳入以中央计划为中心的垂直关系体系，生产者的产品交付中央进行分配。(https://www.daowen.com)

Szelenyi（1978）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层理论，强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价格由国家决定，当工资由国家而不是市场控制时，生产者剩余将由中央通过国家预算进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再分配部门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在非工资的补偿方面，再分配权力的影响更加明显，例如住房、教育、补贴、健康和养老计划等。在再分配体制的社会流动方面，Szelenyi指出，在再分配体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存在两种向上流动的路径，分别为政治忠诚度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一精英生成机制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两种独立的职业路径：一种是进入权力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另一种则是拥有较弱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

Szelenyi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但并未形成对不同社会的分层机制的统一分析框架。Tilly（1998）构建了一种考察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新的分析思路。他认为，社会中的行动者指的是社会类型或群体，而非个人。Tilly指出，那些在人的一生和组织的历史中持续的、从一种社会互动延续到另一种社会互动的持久的不平等，是群体成员通过集体努力、旨在维持或提高其自身优势地位的结果，而并非是因为个体特征、倾向和表现所带来的结果。因此，Tilly认为，社会类型及其边界是解释社会分层的关键。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社会类型的标志会起到集体身份认同、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斥的作用。这种类型的例子主要有民族、宗教、籍贯、职业、教育水平、年龄、公民身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