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　　言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封闭向开放转型的序幕，市场力量开始在社会分层中发挥积极作用。民营经济在资源分配方面正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重塑着社会群体间的经济利益分布，成为劳动力流动和职业地位变动的推动力。

在此进程中，贸易发展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市场化的推动力量，对提升就业水平、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增加劳动力流动等起了关键性作用。据相关研究计算，2000—2007年仅出口增长就增加直接就业岗位3411万个，其间接就业效应更加显著（卫瑞等，2015）。此外，对外贸易在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Rodriguez-Clare，1996），是提升国内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研究集中于对外贸易的经济影响，尤其是对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机制，而对于贸易开放对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的影响问题，相关文献没有充分关注。笔者认为，贸易开放作为经济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变迁，必然改变了劳动者个人生活机遇和社会的流动机制，改变了社会群体间的相对经济地位。(https://www.daowen.com)

因此，笔者利用经济社会学中对社会行为分析的制度、权力、网络和认知四种机制，全面探讨了作为制度变迁的贸易开放在社会权力、职业网络、认知能力等方面对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首先，贸易开放提升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改变了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和利益分布，为劳动者职业地位提升创造了条件；其次，贸易开放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将劳动者融入市场化的职业网络社会分工体系，为劳动者获得较高职业地位提供了机会；最后，贸易开放传播了市场化的认知结构，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的认知能力、激励市场化的行为惯例，提升了自致因素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所以，贸易开放深刻改变了劳动者的生活机遇，对提升社会整体的开放性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在计量方法方面，笔者利用历史数据和地理数据相结合的办法构建了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对贸易开放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影响大小、作用机制和时间、地区、行业差异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论。我们发现，省份贸易开放度提升1%，劳动者职业地位可提升1.4—3个单位，这一作用对东部地区、工业和建筑业的年轻劳动力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