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贸易开放与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较为丰富，尤其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证进行了全面讨论。
1.劳动者职业地位的相关理论
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市场扩张不是一个自我演变的过程，经济活动是嵌入并受制于社会环境和制度变迁路径的历史进程（Stark and Bruszt，1998）。因此，经济制度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群体和个人的生活机遇产生重要影响。对中国而言，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与再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对个人职业地位和阶层流动的影响也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般而言，对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研究可分为工业化理论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其中，Blau和Duncan（1967）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是工业化范式的经典理论。地位获得模型指出，社会分层由两种机制产生：自致机制与继承机制，分别指从家庭关系和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获得的社会地位；在工业化社会中，自致机制是社会分层形成的主要途径。而对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Szelenyi等人提出了新制度主义范式。Szelenyi et al.（1998）指出，经济社会的整合机制“嵌入”于不同制度背景之中，原有的再分配制度和改革中的市场制度共同决定了转型国家劳动者的生活机遇与职业地位。因此，工业化理论范式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等个体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而制度主义则强调了社会结构性因素对阶层分布和职业地位的影响。
与上述两种侧重点不同的理论类似，对中国社会分层和职业地位的研究也可分为“市场转型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市场转型论”认为，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生产剩余不再由分配者垄断，而更多由市场完成，人力资本等自致因素的作用将高于政治地位，直接生产者的市场权力比官僚阶层的再分配权力更具优势。因此，市场的发展提高了直接生产者的职业地位和流动机会（Nee，1989、1991）。但是，新制度主义学者指出，市场化转型必须考虑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原有制度结构具有路径依赖性。市场化转型是嵌入于既有社会制度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再分配体系的政治优势将继续保持（Bian and Logan，1996）。在此基础上，刘欣（2005）将产权制度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公有产权的保持使公共部门享有再分配权力。因此，研究中国的劳动者职业地位问题，必须将市场化的流动机制与转型中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考察市场转型进程中的劳动者职业分层与流动。
2.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实证研究
实证方面，对市场化转型与劳动者职业地位的研究中，部分文献在市场转型论和新制度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回报率的变化，而所得结果具有较大差异。Nee（1989）、刘精明（2006）、刘和旺等（2010）认为政治资本的回报率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Bian和Logan（1996）、Zhou（2000）认为市场转型具有路径依赖效应，政治资本将保持其优势地位。但是，上述文献并未处理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因此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Li等（2007）利用倍差法计算表明，政治资本对劳动者个人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而Appleton等（2009）利用样本选择模型，发现政治资本的回报率在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趋势。(https://www.daowen.com)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文献进一步关注了更广泛的社会流动机制例如部门分割、户籍制度、职业差异等因素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影响。例如，Zhao（2002）、尹志超等（2009）考察了转型时期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分层问题，发现近年来公共部门的工资明显高于非公共部门，且差异呈扩大趋势；张义博（2012）则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非公共部门在收入方面更有优势；而近年来公共部门的收入优势更加明显。在户籍方面，大量文献认为户籍制度是劳动者阶层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严善平（2006）和Sicular（2007）指出，户籍歧视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层的制度性因素，Zhang（2010）和梁琦等（2013）认为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流动；谢桂华（2014）发现对农村劳动者而言，城镇户籍对提升劳动者职业地位有重要作用；Aftidi et al.（2012）则进一步认为户籍歧视影响了居民的社会认同，扩大了流动人口和城镇人口的社会认同差异。在代际职业流动方面，吴晓刚（2007）则认为户籍制度是解释中国代际职业流动率较高和城乡结构性不平等的关键变量。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一致认为部门分层和户籍制度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壁垒，扩大了收入差距，提高了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成本，甚至降低了社会认同和代际流动。
此外，近年来部分文献更加细致地考察了个人层面变量如劳动者教育、性别、单位等对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王威海等（2012）和吴晓刚等（2014）分别研究了教育分流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对职业地位的影响，边燕杰等（2006）、Xie和Wu（2008）探讨了单位壁垒对劳动者收入分层的作用机制，吴愈晓（2011）研究了性别差异与职业隔离的关系。上述文献认为教育、性别、单位等也是影响劳动者职业地位和职业分层的重要机制。
因此，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劳动者的职业地位不仅受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制于社会制度中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但是，现有研究集中于部门、户籍、单位等与劳动者职业直接相关的流动壁垒，而对于中国经济开放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影响则关注较少。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市场化转型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迅速增长既改变了经济结构，也增强了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基础，提升了劳动者的经济权力，为劳动者职业地位提升创造了重要空间。因此，我们将利用制度变迁和阶层变动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经济开放对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情况。
3.贸易开放与劳动者职业地位的相关文献
由于经济学理论假定了市场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孤立于社会的个体属性，所以相关文献并未深入研究制度环境与经济行为的互动过程，而对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尤其集中于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就业效应等方面，例如毛日昇（2009）和唐东波（2012）对贸易开放与就业增加的机制、陈波等（2013）对出口与工资差距的关系、陈维涛等（2014）对出口复杂的人力资本效应的研究等。上述研究发现，贸易开放通过溢出效应和前后关联效应增加了国内制造业就业、提升了高技术劳动者工资、有利于促进城镇和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就业、提升劳动者技术水平的重要力量。
经济学文献主要关注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市场的微观作用，而对于贸易开放对社会结构和劳动者阶层地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方面。例如，郝延平（1988）在对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研究中指出，19世纪中期开始的通商口岸促进了贸易开放，推动了买办制度的发展和近代商人阶层的兴起。陈锦江（2010）进一步研究了近代商人的组成和阶级结构，发现对外贸易给商人阶层带来了新的经济价值观念和资本基础，对整个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具有重要作用。金观涛等（2011）则从传统社会结构角度分析了通商口岸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士绅城市化的积极影响，而士绅的城市化是现代商业网络和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通商口岸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近代商人阶层的崛起，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领导力量之一。
通过分析上述文献可发现，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在增加劳动者就业、提升人力资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近代贸易开放对中国早期工业化和社会变迁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就业和工资提升对职业声望、社会阶层的影响等问题，经济学的实证文献并未讨论。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个体行动嵌入于社会角色之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行为；贸易开放导致的就业增加、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提升等必然影响劳动者的职业地位和社会阶层，随着中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一效应将更加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