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对劳动者阶层地位的作用机制
经济社会学理论将对经济行为的解释纳入制度、权力、网络和认知四种制度的一般分析框架，而这四种机制可以形塑各种社会行为。具体而言，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了标准和参照；权力形塑了个体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网络是社会行为的载体，规范了社会角色的行为；认知位于个体意识之中，构建了个体认知结构的框架。四种机制的互动变迁是解释个体与社会行为互动的关键。就中国而言，对外开放战略作为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会权力变化、职业网络形成和认知能力的改变对劳动者生活机遇和职业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经济制度与社会权力的作用方面，贸易开放作为市场制度转型的推动力量，提升了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增强了民营和中小企业所有者的市场权力，使市场制度得以强化，为市场中产阶层的兴起和职业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条件。Zhou（2004）指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层变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经济中市场部门尤其是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要地位。因此，贸易开放通过市场化进程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提升了非公共部门劳动者的市场权力，为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和阶层变动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假设1。
假设1：贸易开放提升了地区市场发展水平，改变了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和利益分布，为劳动者职业地位提升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其次，在经济制度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方面，贸易开放创造了大量劳动力需求，并通过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促进了劳动力流动；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是使劳动者融入了市场化的经济分工体系，而市场化分工是传播现代经济惯例的关键。因此贸易开放通过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劳动者经济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对劳动者职业能力和职业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研究表明，2000—2007年，生产国际化增加国内就业约3200万人，出口扩张增加就业3411万人（卫瑞等，2015）。由于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其间接就业效应可能是直接效应的2—3倍。多项研究（许和连等，2007；Du et al.，2012）发现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有显著的垂直关联效应，贸易和外资企业通过对上下游企业的技术援助、人员培训等合作传播了新的职业技能，提升了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Rodríguez-Clare，1996）。因此，经济开放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又是形成现代职业网络、传播市场惯例和提升劳动者职业地位的重要因素。(https://www.daowen.com)
假设2：贸易开放促进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将劳动者融入市场化的职业网络和分工体系，为劳动者获得较高职业地位提供了重要机会。
最后，在经济制度与认知模式的发展方面，贸易开放传播了市场化的认知结构，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对市场制度的认知能力和人力资本回报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对外贸易不仅扩大了就业、增强了劳动者社会权力，也传播了市场效率、劳动契约、商业规则等市场制度化的行为惯例，这种商业惯例通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得以制度化。尤其在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其营商环境和市场制度更加完善。在这一过程中，认知能力和模式符合市场惯例的劳动者将可能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同时，贸易开放和市场制度的建立也提升了人力资本在职业地位中的作用（Nee et al.，1989）。根据Blau和Duncan的地位获得理论，自致性因素和继承性因素是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最重要条件；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自致性因素将在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决定中占主导地位。市场转型论认为，市场化转型增强了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有更高概率进入非公共部门，这也显示出社会对市场认知的改变和人力资本在市场部门中的重要作用（Zhou，2004）。
假设3：贸易开放传播了市场化的认知结构，有利于劳动者建立符合现代商业规则的行为惯例，提升了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人力资本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
综上可见，贸易开放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制度变迁的重要表现，在经济方面推动了市场化转型进程、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同时传播了市场化的商业惯例，推动了市场规则的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贸易开放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也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机制产生了多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社会分层的机制与动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权力方面，贸易开放通过市场化和民营经济发展提升了市场中产阶层的社会权力和非公共部门的社会地位，使市场权力成为阶层分化的重要基础；职业网络方面，贸易开放将流动人口融入现代职业网络和分工体系，有利于其劳动技能和职业地位的提升；认知模式方面，贸易开放强化了市场规则的认知框架，增强了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有利于相关劳动者职业地位的获得和提升、促进人力资本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