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5.3报告了贸易开放度与劳动者收入的OLS回归结果。其中，第（1）至（3）列分别为转为非农业的劳动者、未转为非农业劳动者、未迁移人员的样本结果。第（4）至（6）列分别为全部人口样本和两类迁移人员（转为非农业和仍为农业的劳动者）作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笔者发现，贸易开放对三类人员的收入均有较强的提升作用。省份贸易开放程度提升1个百分点，劳动者收入可提升0.2个百分点左右。加入迁移虚拟变量和交互项后，笔者发现迁移人员工资显著高于未迁移劳动者；同时整体而言，贸易开放对迁移人员的作用显著为负，尤其是对于农业转为非农业的劳动者；而对于农业劳动者交互项的作用为正。可能的原因在于，贸易开放提升了农业劳动力的工作机会和就业空间，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而转为非农业的劳动力多为通过学习、工作等方式实现的向城市流动，与户籍政策等方面关系较强，而与贸易开放的关系较小。

表5.3　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收入的基本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估计值在10%、5%和1%置信水平下显著。以下各表同。

个人变量方面，男性工资高于女性，且随着年龄增长个人收入呈“倒U”形关系，已婚劳动者的收入高于未婚人员，这均与预期和已有研究相一致。教育方面，中学、大学学历劳动者分别比小学及以下人员的工资高0.4和0.8个百分点，显示出教育在收入方面的巨大作用。此外，城镇户籍、良好的个人健康状况对收入也有积极影响。省份变量方面，市场化程度对劳动者收入影响显著，显示了市场化程度对增加工作机会和提升收入的作用；省份人口抚养比对收入的作用为负，表明劳动者所在地区劳动力密集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就业和工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劳动者影响为负，表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可能越小。

基本回归结果显示了贸易开放度和劳动者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这一方法可能存在三个问题。首先，由于涉及外出劳动者的就业选择问题，基本计量回归可能导致结果的有偏性，所以我们借鉴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决定劳动者是否迁移的probit回归求出逆mills比率，并带入回归方程。其次，由于劳动者迁移前后面对的贸易开放程度不同，所以我们根据劳动者迁移前后的省份和时间，分别计算了迁移前后所在省份的贸易开放度对劳动者的影响。最后，由于贸易开放度与省份市场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性较强，所以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各省省会到主要港口的距离倒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从而降低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5.4所示。(https://www.daowen.com)

表5.4的结果显示，对于全体样本而言，迁出地贸易开放度对劳动者迁移影响较小，而迁入地的贸易开放提高将显著提升劳动者迁入程度。对省内迁移而言，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开放程度对迁移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劳动者实现省内流动。对省外迁移而言，迁出地开放程度对迁移有显著负向影响，迁入地开放程度的作用显著为正，说明地区开放程度越低，劳动者越有可能迁出，同时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也是劳动者迁入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劳动者向东部流动的现实相一致。

表5.4　劳动者迁移的决定因素

（续表）

此外，父亲职业地位与劳动者迁移的关系为负，说明父亲为农业劳动者的人员更可能外出和迁移。对省外迁移劳动者而言，在当地的阶层地位越高，越有利于迁移，表明进城务工和就业仍是生活水平较高家庭的选择，而最贫困阶层可能未能外出就业。对出生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迁移的可能性远高于东部地区，原因可能在于大量不发达省份劳动者选择外出务工。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处于中西部地区、父亲为农业劳动人员和当地生活水平较好的劳动者更可能外出工作并实现迁移，部分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岳希明等，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