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选择偏差的结果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有偏和不一致问题,我们在表5.5中加入了逆mills比率纠正劳动者迁移的选择偏差,同时使用工具变量对迁移劳动者分别使用迁出和迁入地区的贸易开放度进行计算。表5.5中第(1)至(4)列为迁入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影响。
表5.5 纠正选择偏差的结果

笔者发现,对转为非农业的劳动者而言,贸易开放度对非农业劳动者的影响显著低于其他人员,而对于农业迁移人员,贸易开放的影响则高于其他人员。可能的原因在于,有户籍转变的劳动者主要通过学习、工作等方式获得收入,属于“体制内”人员,其收入受市场影响较小;贸易自由化为农业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有利于其从事非农工作,从而对其收入有较强的影响。对于省内和省外迁移而言,迁移劳动者的工资高于非迁移劳动者,而贸易的影响则低于非迁移人员,可能原因在于贸易开放可能通过人力资本等途径对个人产生影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迁移人员多为工作转换,所以受贸易开放的作用低于非迁移人口。第(5)至(6)列为全部样本分为迁出地区和迁入地区的结果。我们发现,人口迁移提升了劳动者收入,但贸易自由化对迁移人员的作用均显著为负,而且迁入省份的市场化程度对收入有显著提升作用,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力聚集程度可能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从而对劳动者收入产生负向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为了进一步检验迁入地和迁出地贸易开放变量的影响大小,我们对不同类型迁移的回归进行了Wald检验,[1]结果如表5.6所示。我们发现,就贸易变量对劳动者整体收入的作用而言,迁出和迁入地均具有显著作用,且迁出地贸易开放的影响均大于迁入地区,迁出地贸易变量增加1个百分点,劳动者收入将增加0.4个百分点左右;而迁入地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将使收入增加0.3个百分点左右。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开放对劳动者教育的作用,提升了劳动者人力资本,而迁出地对人力资本作用较小。同时,迁出地贸易开放度对迁移人员的作用也低于迁入地区,这表明,劳动者迁移使贸易变量的相对作用有所提升,但仍低于其对本地劳动者的作用。
表5.6 迁入地和迁出地贸易开放变量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