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　　言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封闭向开放转型的序幕，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城乡经济二元对立的格局；城市工业化带来的资本深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流动人口迅速增长，市场力量显著增强。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是在体制外培育新的市场力量的过程，户籍制度导致的城镇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市场准入、福利待遇、工作转换等方面的成本仍存在差距，这也构成了劳动者工资差距的重要来源（Meng，2012）。作为经济体制转型的另一关键领域，对外开放战略促进了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对外贸易总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81.4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43015.3亿美元，其中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5年的63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117亿美元，外资企业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0%，因此贸易和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力量。^[1]

大量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东道国工资的影响与行业和企业特征密切相关，取决于技术水平、行业资本密集度、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等多种因素；同时，东道国市场的异质性例如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在竞争程度、企业准入、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对外资的溢出效应也有重要影响（邵敏等，2012）。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在最终品和中间品市场的工资效应，对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市场的讨论相对较少，而户籍制度导致城镇劳动者和流动人口在工作搜寻与匹配、议价能力、职业回报等方面的差异是劳动力市场异质性的重要体现，这必然影响到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工资的作用机制。此外，现有研究多侧重于贸易开放对工业行业劳动者的工资效应，但相关的工资效应不仅存在于工业行业，也存在于服务业；不仅涉及人力资本和技术回报，也涉及劳动者的职业回报和职业地位问题，对社会分层和流动都具有重要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因此，笔者从异质性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对贸易开放与不同户籍的工资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贸易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研究了贸易开放对城镇劳动力和流动人口工资提升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大小，探讨了户籍制度下贸易开放程度对高技术和低技术劳动力的作用、对不同契约制度劳动者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贸易开放对劳动者工资作用的地区和行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