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　　论

近年来，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迅速增长，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劳动者收入和促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本章基于2012和2013年国家调查数据，考虑了计量回归的内生性和劳动者迁移前后省份开放程度的差异等问题，深入分析了贸易开放对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和对工资的作用，探讨了贸易开放对水平迁移和垂直迁移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不同迁移时间劳动者的差异化作用，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论。

第一，对劳动者迁移的决策而言，在省内迁移方面，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开放程度对迁移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劳动者实现省内流动。在省外迁移方面，迁出地开放度对迁移有显著负向影响，迁入地开放程度的作用显著为正，说明地区开放程度越低，劳动者越有可能迁出，同时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也是劳动者迁入地区。

第二，在贸易开放与迁移劳动者收入方面，对转为非农业的劳动者而言，贸易开放度对非农业劳动者的影响显著低于其他人员，而对于农业迁移人员，贸易开放的影响则高于其他人员。可能的原因在于，有户籍转变的劳动者主要通过学习、工作等方式获得收入，属于体制内人员，其收入受市场影响较小；而贸易自由化为农业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有利于其从事非农工作，从而对其收入有较强的影响。对于省内和省外迁移劳动者，迁移劳动者的工资高于非迁移劳动者，而贸易的影响则迁移人员低于非迁移人员，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开放通过人力资本等途径对个人产生影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而迁移人员多为工作的转换，所以受贸易开放的作用低于非迁移人口。

第三，在劳动者水平和垂直迁移方面，尤其是对从中西部地区迁移到东部地区的劳动者，迁出地区开放程度对迁移人员收入的作用不显著，而迁入地区开放程度对迁移人口的作用显著低于本地人口。但对于中西部内部迁移的劳动者，贸易开放对劳动者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于东部地区内部迁移的劳动者，省内迁移人员的收入没有明显提高，贸易开放对省内迁移人员的作用也低于本地劳动者。

对于农业转为非农业的迁移人员，我们发现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贸易开放度对农业转为非农业劳动者作用较高，但农转非的劳动者工资仍然低于当地劳动者。贸易开放对城镇化方式实现户籍转变的劳动者作用较强，而对通过学习、工作等途径转变户籍的劳动力没有显著作用。同时，城镇化方式实现农转非的劳动者收入低于本地非农人口，而学习、工作等方式实现农转非的劳动者收入高于本地人口。对于1978年以前取得非农户籍的劳动者，贸易的作用显著低于本地人口；而对于1978年以后转为非农业的劳动者，贸易对其差异化作用不显著。(https://www.daowen.com)

第四，对不同劳动者的差异化影响方面，相对于教育程度、个人能力等方面较强的劳动者而言，贸易开放给个人能力较弱的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对其作用显著高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对不同迁移时间而言，贸易开放增强了劳动者收入的同化作用，对较早迁移的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大于迁移较晚的劳动者，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这一现象最为显著。

第五，进一步分析了城镇人口与迁移人口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我们发现，城镇户籍是影响迁移人员获得较高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部门差异的作用较小。劳动契约方面，劳动者社会保险参与度与契约状态有较大关系，长期合同人员的参与度高于其他契约类型劳动者，城镇户籍对固定契约人员作用的提升较强，公共部门对劳动者保险参与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同时，对劳动者福利的分解结果显示，部门差异对各项保险的参与度影响较小，但部门差异对流动人口在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限制远高于城镇劳动者。户籍制度是劳动者社会保险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作用高于劳动者个人特征的作用；尤其是在公共部门，户籍制度对不同户籍人员的影响更加明显。

【注释】

[1]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分位数θ1和θ2，Wald统计量为，其中，为的方差。在的原假设下，Wald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对于任意θ1≠θ2，如果能够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外资变量对不同福利水平的家庭产生了不同影响。

[2]将劳动年龄设定为16—60岁，不包括在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