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与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贸易开放与劳动者收入的基础模型是H-O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根据H-O模型，非技术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将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将专业化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根据这一理论，S-S效应（Stolper-Samuelson effect）预测了贸易价格变动，即贸易自由化使得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导致技术密集产品价格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上升，增加了非熟练劳动力的要素回报。这个理论的结果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自由化有利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提升，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但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发展表明，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并未下降，甚至有所上升，这与H-O模型的预测并不一致（Feenstra and Hanson，2003）。可能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落后、流动性较差，缺少劳动力的再配置，因此工资敏感性远低于发达国家（Hanson and Harrison，1999；Attanasio，Goldberg and Pavcnik，2004）。此外，据相关研究，贸易开放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技术型劳动力比例提高，导致的结果是高技术劳动力工资并未相应增加。这一现象在中国、印度等地均十分明显（Hsieh and Woo，2005；Kijima，2006）。更为重要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在贸易开放之前是受到高度保护的，因此在实施自由化政策之后，非技术劳动力的报酬在改革初期必然会降低，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增加非技术劳动力工资的重要原因（Robertson，2000，2004）。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贸易理论的发展，大量文献将中间品贸易、异质性企业、劳动力市场摩擦等因素纳入贸易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模型，探讨贸易开放的影响。
高度增长的不平等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也十分明显。Autor，Katz and Kearney（2008）用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者行业内工资的不平等与行业间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Faggio，Salvanes and Reenen（2007）的研究也发现英国劳动者工资的不平等绝大多数出现在行业内，Levinsohn（1999）对智利的研究也发现了行业内分配的重要性。
贸易开放对工资的影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产生作用。Thoening and Verdier（2003）认为，关税下降导致的激烈竞争可能促使企业提升技术水平、适应市场自由化，提升高技术劳动者的相对工资。这显示在短期和中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可能增加了不平等现象。Acemoglu（2003）构建了一个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设备、技术等提升技术水平，从而增加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这也与Harrison and Hanson（1999）的发现一致。近年来，大量文献强调企业异质性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传统贸易理论倾向于对产业和部门进行整体考虑，而忽略了产品和企业的差异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强调了企业间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差异性，认为贸易开放导致了企业生产率变化和产品质量改变。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将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产品质量、增加高技术劳动力需求，从而提升高技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Zhu，2005）。同时，Verhoogen（2007）认为贸易开放有可能提升出口企业的平均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内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最终有利于高技术劳动者。(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全球贸易的开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大量企业开始将部分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外包，推动了中间品贸易的发展。中间品贸易模型由Feenstra and Hanson（1997，1999）提出，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中间品贸易模型假设，贸易商品可以按照熟练劳动/非熟练劳动的比例升序排列，构成一个投入品的连续统问题。企业为了使成本最小化，将非熟练劳动力密集的生产阶段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此类生产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仍属于技术密集型，所以这种生产过程外包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劳动力需求，提升技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在墨西哥，美国的装配工厂提高了墨西哥技术劳动力需求和工资，1975—1988年间，墨西哥制造业向外国组装工厂的转移导致该国非生产性工资份额增长了45%。中间品外包与劳动者就业及工资份额的相对变化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德国（Geishecker，2002），以及中国香港（Hsieh and Woo，2005）地区也有类似的发现，其中随着中国的贸易开放政策发展，香港企业对大陆的投资迅速增加，因此香港的非技术劳动力需求也开始大量增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在于技术溢价，也可能产生行业的工资溢价。在短期内，劳动者不能在部门间流动，所以关税下降可能导致行业内劳动者工资溢价降低，这在具有劳动力市场刚性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Heckman and Pages，2000）。同时，贸易政策可能影响行业的生产率，如果贸易自由化提高了相关部门的生产率，将增加高技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Goldberg and Pavcnik（2004）发现了哥伦比亚贸易开放和行业工资溢价的正向关系，其认为由于技术溢价和工资溢价导致了低技术劳动者收入严重下降，加深了行业内的不平等。但 Mishra and Kumar（2005）对印度的研究却并未发现工资溢价现象。应当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是不完全的，即劳动者在工作搜寻和匹配方面可能存在多种障碍，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应充分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因素。Davidson等人从企业和劳动者的匹配模型中发现，制度障碍影响了贸易开放对劳动者和企业的匹配程度，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成本（Davidson et al.，1999；Davidson and Matusz，2012）。
国内研究方面，Xu and Li（2008）利用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企业内不同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对高技术劳动者需求，扩大了收入差距；Zhao（2001）也认为贸易自由化将提升高技术劳动者相对工资。李磊等（2012）利用城市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贸易开放与城市劳动者工资进行了检验，发现城市开放程度提高增加了劳动者收入差距。此外，张莉等（2011）对国际贸易与要素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国际贸易影响了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化，而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又导致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殷德生等（2006）也认为产业内贸易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提升技术水平、增加对高技术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增加收入差距。潘士远（2007）也认为贸易自由化的有偏学习效应也增加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与此同时，另一些文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余淼杰等（2014）采用微观面板数据检验了贸易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自加入WTO以来，贸易开放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