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结 论
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流动壁垒的降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有了大规模提升；但由于户籍分层依旧存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现象日益凸显，形成城市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本章利用CHIP 2007年城镇和流动人口数据，借鉴社会分层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检验了贸易开放对不同户籍劳动者工资提升的影响，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论。
第一，城市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城镇和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城市外资进入程度提高1%，城镇劳动者和流动人口的工资可分别提高0.29%和0.18%左右；用工具变量回归和其他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结果变化较小。
第二，在贸易开放对不同户籍劳动者的影响机制方面，贸易开放增强了企业管理者的职业地位回报，对流动人口企业负责人的作用要高于城镇人口；同时，贸易开放也增强了劳动者人力资本回报，对流动人口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的促进作用高于城镇劳动者。这一方面是由于城镇企业负责人多位于国有集体企业，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多位于公共部门，再分配机制占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贸易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关联性较强，因此对流动人口企业负责人和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的工资溢出效应较强。这一结果显示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提高了人力资本和职业回报的作用，同时原有的再分配体制仍是决定劳动者工资的重要机制。
第三，对于高技术劳动者而言，贸易自由化增加了不同户籍高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提升了高技术劳动者的相对工资水平；但相对而言，贸易开放对不同户籍劳动者的整体作用高于其对高技术劳动者相对工资的提升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小于户籍之间整体的工资差异，因此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影响要大于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影响。
第四，对于不同契约类型的劳动者，贸易开放增加了户籍制度的作用，即提升了城镇长期契约劳动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尤其是对制造业非技术劳动者更加明显，对服务业劳动者的这一作用较小。这可能与服务行业外资进入程度较低、作用较小，以及城镇长期契约劳动者市场议价能力较强而流动人口面临较高的市场成本等因素有关。
第五，笔者发现贸易开放对东部地区城镇户籍劳动者工资提升的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对工业建筑业和运输批发餐饮业的影响大于社会服务业；这说明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与地区、行业和跨国公司本身的市场关联程度相关，地区、行业和贸易企业与市场关系越紧密，贸易开放对工资提升和差距的作用也越大。
因此，贸易开放提升了城镇劳动力和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作用，流动人口在人员流动、工资获得、契约安排、福利待遇等方面仍存在劣势，这阻碍了劳动者分享经济开放的成果。所以，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低城镇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制度差异，减少劳动者社会权力的不平等，提升流动人口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将是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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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及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13》相关数据计算。
[2]笔者对企业数据进行了筛选，删除了以下样本：（1）企业雇佣人数小于8人；（2）工业增加值、工业销售产值、产品销售收入、中间投入额、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中任一项存在缺失值或小于等于0；（3）企业成立于1949年以前或年龄小于0的样本。
[3]根据黄玖立等（2006）的做法，沿海城市到海岸线的距离即为其市中心到海岸线的内部距离Di，内地城市则为其到最近沿海省份的距离加上该沿海省份的内部距离。城市i的国外市场接近度即为：FMAi=
。
[4]将劳动年龄设定为16—60岁，不包括在校学生。
[5]笔者以企业单位负责人为基准组进行了回归，发现其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各类职业。
[6]由于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主要为长期合同，私营个体企业所有者为自我经营者，所以劳动合同的差异在技术型劳动力、工业建筑业工人和服务业人员的职业中最为突出，所以样本也限制为这几类职业。
[7]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13》相关数据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