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文献综述

跨国公司对国内工资水平的影响已得到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现有文献对这一机制的分析主要从行业层面展开，可分为跨国公司的行业内效应和行业间效应。其中，行业内效应又可分为劳动力需求和技术溢出效应；行业间效应又可分为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

在行业工资方面，现有研究认为FDI对行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杨泽文等，2004），降低了行业间工资差距（范爱军等，2010）；包群、邵敏（2008）则利用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提高了制造业高技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Chen and Ge（2011）利用企业层面数据，认为FDI增加了中国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同时，城市层面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对城市工资提升作用显著（Ge，2006）；企业微观研究则认为FDI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和工资溢出两类机制对国内工资产生相反的作用（许和连等，2009）。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探讨了所有制结构与FDI的工资效应。例如，Ma（2006）认为跨国公司的准入可能增加市场竞争、降低国有和集体企业工资水平；Hale（2011）也发现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仅存在于当地私营企业；邵敏等（2012）研究了FDI与国有企业的引资竞争行为，认为引资竞争可能对国有企业工资产生向下的扭曲作用。(https://www.daowen.com)

FDI与国内工资的影响机制研究主要侧重于跨国公司与行业内、行业间的溢出和关联效应，发现跨国公司的工资效应可能与东道国技术水平、市场竞争程度、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即东道国市场结构对FDI的工资效应有较大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可能存在两个问题：（1）多数文献侧重于产品市场的结构，并未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劳动力市场很可能是不完全的，即部分劳动者在工作搜寻、工资获得、就业流动、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这对FDI的工资效应将产生重要影响（Saglam，2011；Davidson and Matusz，2012）；（2）现有研究集中关注了跨国公司在行业内和行业间的工资效应，而对城乡尤其是城市层面的工资效应关注较少，企业层面的数据难以控制劳动者的异质性和选择效应，因此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问题；同时，中国的跨国公司主要分布在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市，贸易和投资开放对城市层面的工资收入可能产生显著作用（Hering and Poncet，2010）。所以笔者将主要关注跨国公司进入对城市层面的影响，希望对跨国公司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