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研究方向

鉴于时间和能力限制，本书在资料搜集、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主要结论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这也为本书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它们主要有：

第一，贸易变量的度量方面，由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大量文献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价值链参与、劳动者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而本书对贸易自由度变量的处理仍为进出口总额与GDP比重，所以对贸易自由化的度量需要更加细致。例如，可以采用出口复杂度（陈维涛等，2014）等指标，计算不同技术水平的出口对本地劳动者就业、职业获得、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作用。此外，根据价值链参与程度，计算企业增加值比率，从而得到不同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企业对本地劳动者作用。此类研究将使贸易自由化的度量更加具体，也更具有现实意义。(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分析框架方面，本书对“市场转型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仍然不够深入，仅对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回报率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而未对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动力机制进行解释。所以，笔者将进一步探讨在经济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变化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国家政策变迁对劳动者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尤其是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回报率作用的变化。此外，对于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事件，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也需要在计量分析方面进行讨论。同时也可借鉴事件史的分析方法，对不同年龄阶段劳动者的职业获得、阶层地位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三，研究样本的选择方面，笔者只选取了最近年份调查数据，而CHIP和CGSS的数据库涵盖了多个年份，可以进行不同时段的分析。例如，CHIP调查的最早年份为1988年，在各微观调查数据中时间最早，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依据；CGSS的最早年份为2003年，且在调查地点、问卷设计等方面基本相同，可以进行多时段的分析；CHNS从1989年开始，虽然样本量、问题数量等方面较少，但在面板分析方面具有优势。所以笔者将借不同时段的样本，对贸易自由化在不同阶段对劳动者的影响进行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