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编审通讯》
国家图书馆藏有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编审通讯》，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教科书研究文献。这份内部刊物于1949年8月、9月间出版，非卖品，发行范围为全国“专区、市以上教育行政机关”。就笔者所看到的第一、二两期内容来看，《编审通讯》记录着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情况，教科书之受到高度重视的程度，以及教科书编审前辈们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能给我们今天的教科书编审工作以深刻启示。
1.《编审通讯》的办刊宗旨
《编审通讯》第一期《发刊辞》开宗明义地说明了办刊宗旨：“各地教育界的机关和朋友们很关心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寄予了很大的热望，这种关心与热望鼓舞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使我们感到责任的重大与能力的单薄。我们少数人固然愿意奋勉，可是闭门造车决不能完成任务，必须集思广益，以大多数朋友的切实的经验和意见为依据，才能一步步往前走去，没有多大错失。为此，我们决定出这个《编审通讯》。在这个通讯中，将随时报道我们的工作情况，提出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及困难向朋友们请教，并刊载朋友们对我们的建议与批评。暂定每月出一期，往后如有需要，自然可以改为半月刊或旬刊。”可见，当时创办这个刊物，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及时报道中小学教科书编审的工作情况；二是把教科书编审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读者请教，面向社会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三是刊载读者朋友对教科书编审工作的建议与批评。这反映了教科书编审前辈们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
2.《编审通讯》的主要内容
通观这两期《编审通讯》，正如《发刊辞》所说的，主要有三部分内容：
第一，及时报道教科书编审工作情况。如第一期刊登的《本会修订审读工作概况》说：“本会在四月下旬成立，原定主要工作是编辑各科新的课本，但因为距离下半年开学期已经很近，估计新的课本编的没有那末快，为了应急起见，先从修订和审读两部分着手，兼及于部分编辑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本会在四月下旬成立”，可能是指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式确定办公地点的时间，或者是误记。因为第二期《本会简况》中就有“本会于今年（1949）四月十五日成立”的明确记载，《叶圣陶日记》《宋云彬日记》中也都有明确记载。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于4月15日在六国饭店成立。主任叶圣陶，副主任周建人、胡绳，秘书主任金灿然，委员傅彬然、宋云彬、孙起孟、王子野、孟超、叶蠖生。[50]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编审委员会已经完成9种中小学课本的修订工作，编辑了《师范学校教育学科教学参考资料》。修订的课本包括《高级小学国语课本》《高级小学历史课本》《高级小学地理课本》《初级中学近代史课本》《初级中学历史课本》《初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高级中学中国历史》《初级中学生理卫生课本》《初级中学实用化学》。其中《高级小学国语课本》是在原有课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具体修订是“根据华北、华东、晋察冀，及《开明少年国语读本》几种本子，综合的选取课文，并略加补充新的教材，事实上几乎等于新编了”。工作进度是“第一、三两册已经完成，七月下旬排校完工，打成纸型。第二、四两册约在十月底编辑完成，可供来春之用”。
新中国成立在即，教科书必须反映新时代特点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如《编辑〈师范学校教育学科教学参考资料〉》中说：“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出版师范学校教育学科教本，大多渗入极浓厚的反人民反科学的观点和材料，绝不能再用。但新的教本，一时不及编辑印行，而各地师范学校的需要却又非常迫切。本会为应此急需起见，因就老解放区所已出版之有关教育的文告、法案、论文和报道，依照师范学校现有教育科目，选辑《教育学科教学参考资料》一套，暂充基本教材之用。全套共计四种，五册，书名如下：《教育学参考资料》一册，《小学教育理论与实际参考资料》一册，《小学各科教材及教学法参考资料》一册，《小学教育典型经验介绍》二册。
以上四种，《教育学参考资料》暂作为《教育概论》一科的基本教材，《小学教育理论与实际参考资料》暂作为《小学行政》一科的基本教材，《小学各科教材及教学法参考资料》暂作为《教材及教学法》一科的基本教材，《小学教育典型经验介绍》作为师范学生必读书，并供《教育实习》参考之用。”可见，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不仅编审中小学教科书，也为师范学校编审教育学和小学教师教育学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https://www.daowen.com)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编审委员会还积极组织学科教师座谈会，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和建议。比如，1949年9月1日，编审委员会曾经组织过一次“高三国文教师座谈会”。据《宋云彬日记》：“下午一时二十分，偕周建人、武纡生赴艺专参加追悼冯玉祥大会。……四时，柳湜及平市（应指“北平市”）高中国文教员五、六人来，商讨高中国文教学。”《编审通讯》第二期就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简记”，详细报道了参会人员和发言要点。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柳湜、叶圣陶、陈哲文、赵同光、白杰、宋云彬等。柳湜根据暑假中学入学考试的情形，指出初中毕业生大多数连白话文都写不明白，这原因固然由于过去教材的不适当，但教员兼课太多，不能全心全力指导课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各校教员已有不少人自动地辞去兼课，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叶圣陶在发言中提出，就文字上来说，高中国文的教学，仍应重在语文一致的方面，所以主要的是学语体文，在文字技术方面，要训练得学生没有逻辑上及语法上的错误。至于文言文，在高中阶段，只是使学生弄明白一些文言虚字、文言句式，作为他们有需要时阅读中国旧籍的初步准备罢了。陈哲文提出，老解放区出版的课本，在思想上说，极合现在需要；惟农村教材太多，不但学生不易了解，连先生也都感觉到隔膜，所以不容易教好。其次，文言文和语体文的问题，各校学生的要求颇为不同。教材方面，女生多喜欢文艺文，对议论文很少兴趣。最给学生坏的影响的，是教员在作文课中，多出空泛的题目，造成了学生搭大架子、说空话、不切实际的毛病。赵同光先生在是否应选文言文的问题上，依据他过去的教学经验说明，讲授繁重艰深的文言文，是使学生感到讨厌的事；即使要选文言文，也应该是普通的，选唐宋以下的文章。白杰认为，高中教文言文是必要的，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且不必选学术性的。至于语体文的选材，应多重实用，如报告、自传、通讯、总结等文章，因为过去教本在这些方面是比较缺乏的。翻译的文章，因为原文在文章构造上与中国语法不同，选材应特别审慎。同时，他又根据现有的高中国文教本，概括的和现在高中学生程度作了一个比较，几乎全部都嫌选材太深，希望以后编辑教本时，特别注意这一点。陈哲文先生对教授文言文，主张先译成口语，然后教授；并举出其个人经验，将《离骚》与郭沫若译文同时讲授，得到很好效果。但宋云彬先生则以为文言译成白话困难甚多，且会失去原文的特色。可以说，这次座谈会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如教师课外兼课影响本职工作、口语和书面语一致、作文命题、文言文和白话文比例、教材内容偏深等问题，都是语文教育教学中的重要问题，有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第二，提出编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编审通讯》把教科书编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如实向读者公众提出来，以寻求妥善解决。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人手不够，也有能力不足、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等问题。第二期的《本会简况》说：“本会于今年（1949）四月十五日成立。编辑部门在初成立时只有十人，陆续增加，现有同仁二十九位，计委员十二人（内二人为兼职，不能来会办公），编辑五人，助理编辑十二人。共分国文、史地、自然、教育、政治五个小组，国文组九人，史地组八人，自然组三人，教育组四人，政治组五人。这些同仁中并不都是在教科书工作上有经验的，有一部分尚在开始学习，没有独立编写的能力，还有一部分兼做其他事情，不能经常担任编辑工作。在本会同仁中几乎没有参加过老解放区中教科书编辑工作的，这尤其是个缺陷。为了补救同仁在马列主义水平上还不够高的缺点，会中按文化水平分设了几个学习小组。除去上述二十九人以外，尚聘有特约编审四位，不负责会中的经常工作，只负责临时委托的稿件的审阅与修改。”文中还谈到由于经济限制，参考用书很不完备等情况，最后提出：“与我们的任务比较起来，我们的人力与物力都相差太远。希望各方多加帮助，无论实力上的或精神上的都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前辈们为新中国教科书编审事业艰难擘划、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奠基创业的情景。
第三，刊载读者对编审工作的建议与批评。这类稿件以“问题解答”的形式呈现，类似于我们在报刊上经常看到的“编读往来”。如第二期发表的《什么是目的论》，问题是由山东读者蔡迪提出的：“生物学上的目的论的内容如何？其错误之点何在？”对此，周建人回答道：“生物学上的目有论，是说生物有求生存与繁衍的目的的，比方说开花是为了要达到结果的目的，结果与产生种子是为了繁生种族的目的。又比方说花里有蜜腺（或称蜜槽）能分泌蜜汁，是使昆虫来吸蜜汁，可以达到受精的目的，果子生得色红好看，果肉味甜，是使鸟爱吃，吃了果肉，可以把核散在远处，达成散布种子的目的，等等都是的。照此推论起来，生物的生活既有目的，自然也是有目的了。这种说法与相信宗教的人说宇宙有意志的话相合，结果必然归结到说有种存在。这种目的论在十九世纪时候，已经被达尔文完全击破。照他的学说讲：生物本多变异，在非常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变得适合一些的得到生存，比较不适合的受淘汰。因此生物器官等等具有适合于生存的机能。这不是由于生物本身有目的或意志，是在极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发展来的。我们不信有神存在，同时在生物学中亦须避免目的论的旧说。”可见，“问题解答”是编者和读者间的专业对话，是对教科书相关内容的详细解说，而且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3.《编审通讯》对今天的启示
第一，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工作意义重大。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材为先。当年参加中小学教书编写工作的，都是教科书编审的行家里手，他们深谙教育出版，学识渊博，垂范后世，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叶圣陶、周建人、胡绳、孙起孟等，后来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全国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并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研究语文和历史教学问题和教材编写的方针原则。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及此后的谈话中曾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2020年，习近平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勉励人教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这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工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语文、历史、政治三科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强，传播范围广，对青少年影响大，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决定着新一代国民素质培养和精神品质塑造，决定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未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国民。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必须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调集精兵强将，组建国家队，保证充足人手，同时佐以教育、科研及人事等配套政策支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材编研体制机制。
第二，教科书编审工作是国家事权。叶圣陶等为代表的教科书编写专家，尚感到“责任的重大和能力的单薄”，不能“闭门造车”，正是基于他们认识到教材编审工作是国家事权，是一项神圣使命。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工作包罗万象，牵涉面广，不是某个机构或单位的事情，更不是某个专家个人的学术论著，必须广开言路，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尤其是使用教科书的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千锤百炼，方能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中小学教科书的读者对象是广大中小学，属于公共产品，虽有商品属性，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商品，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6年，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实行“一纲多本”政策，虽然符合当时改革开放的政治需要，但也带来种种负面问题，显然已不能适应当今中国的形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教科书被提高到国家事权的高度，正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教科书相关从业人员须常怀敬畏之心，树立服务意识。教科书具有特定的读者群，直接面向千百万中小学生。教科书相关责任方，包括政府管理、编写审查、印制出版、宣传使用等全链条各个环节的从业人员，均须常怀敬畏之心，牢记使命担当，坚定政治站位，树立全局观念，提高教材编研水平，不断推陈出新，努力打造精品教材。同时强化服务意识，及时为师生释疑解惑，帮助一线教师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