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的贡献
这里以国文组召集人宋云彬为个案，具体剖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过渡时期，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语文教育事业所发挥的奠基作用。[51]
宋云彬（1897—1979），是我国著名文史学者、语文教材编辑家和杂文家，浙江海宁人。宋云彬对我国语文教育尤其是语文教材编审方面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作为叶圣陶的朋友、同事和得力助手，他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审实践，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是开明书店时期。1930年12月到1937年8月，宋云彬在开明书店工作期间，曾和夏丏尊、叶圣陶、陈望道合作编著《开明国文讲义》（共3册）。这部讲义，叶至善在《重印后记》中指出：“编写这部讲义的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四位先生，都热心教育事业，对语文教学都很有见地，这是大家知道的。半个世纪前他们的合作，可以说是语文教材编写史上难得的一次盛会；而这部讲义，可以说是他们当年对语文教学的一次实验。如果研究四位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教材的编写方法和教学方法，这部讲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2]《开明国文讲义》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一部经典教材，其编辑思想与编写理念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二是抗战期间在桂林时期。白金声《北京师范大学对我国语文教育研究的贡献》（2019）一文记述了北京师范大学叶苍岑教授的一段往事：“叶苍岑应桂林文化供应社的邀请，于1940年秋到1942年夏，编写了《初中精读文选》，1943年春季全部出版，供广西初级中学三个年级的国文教学使用。这是叶苍岑从事十几年初级中学国文教学经验的具体体现之一，可以说，在编写国文教材中试行采取读写结合的做法，是这套国文教材的一个特点。”[53]叶苍岑当时在桂林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同时兼任桂林师范学院教授。这套文选能在极其艰难的抗战岁月编辑出版，应与时任文化供应社总编辑宋云彬的努力与组织运作是分不开的。
三是在香港时期。1947年1月，宋云彬应香港文化供应社陈劭先社长邀请，担任总编辑。其间，由胡愈之策划并促成，该社为新加坡上海书店编辑中小学国语和其他学科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由宋云彬、孙起孟主编，叶圣陶校订，参与编写的有傅彬然、蒋仲仁、廖冰兄、秦似等。这套教材在《叶圣陶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9年2月5日：“晨访以群于其寓所，谈一时许。回寓，看云彬之国语教本稿。”[54]2月7日：“六时，至中国酒家，应方志勇之招宴。云彬、彬然、墨继到。方谈其书局所编南洋教科书之事。”[55]2018年春节期间，我同家人在参观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时，还曾看到过这套国语教材。
四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时期。1949年4月到1950年11月，宋云彬任教科书编委会委员兼国文组召集人，负责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的编审工作。《宋云彬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如4月27日：“今日起开始改编初小国语课本一、三两册。”[56]4月28日：“高小国语第三册目录已拟定。”[57]4月30日：“今日起开始改国语课文，期于两周内完成一、三两册。”[58]5月2日：“改写课文三篇，国语第一册即可告成。”[59]5月3日：“开始写国语读本课文，每日写两课已很费劲，幸所补不多，写七八课即可。”[60]7月11日：“上午魏建功来，推敲高小国语课本。一、三两册均已编完成，不久可见清样矣。”[61]8月4日：“上午李广田来。国文组开会，商谈分工事宜，决定国语二、四两册之改编由朱文叔负责，初中国文选文由余作初步审阅。”[62]8月5日：“午后开全体编委会，检讨过去成绩，确定今后工作计划。余主张多聘请能手，如吕叔湘，非立即去函敦促不可，然胡绳等表示殊淡漠，不知何故。”[63]8月10日：“为选初中国文课本材料，把开明甲种国文翻了一下，每本可取的材料不到四分之一。”[64]1950年3月15日：“改写国文课文一课。”[65]3月24日：“国文课本第一册尚缺两课，一为‘开国大典’，一为‘黄河’，几次起稿都写不好，甚为着急。”[66]4月30日：“周祖谟送来《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选文目录及文言文选目，均甚佳。”[67]可见宋云彬当时参与语文教材编审工作的几个特点：第一，时间紧，动作快。4月27日开始，第二天就拟定了高小国语教材第三册的目录，而且“期于两周内完成第一、三两册”。第二，编写形式主要是改编原有教材，“所写不多，写七八课即可”。需要新写的，是一些反映新中国特点的课文，如《开国大典》《黄河》等。第三，宋云彬主要负责小学国语、初中国文教材的编写，高中教材则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师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是在1950年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订的教材的基础上编写的，编者署名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
五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时期。1950年12月人教社成立，宋云彬作为创始人之一，不仅起草了“组织条例及组织系统表”，还是社务委员会委员、副总编辑，分管语文、历史、地理三科教材编审工作。直到1951年9月赴杭州任职时为止。这在叶圣陶和他本人的日记中均有记载，如《叶圣陶日记》1950年9月5日：“上午，与蠖生、云彬、智贤、灿然四人谈教育出版社之筹备。……推云彬、智贤起草组织条例。”[68]9月7日：“九点后，教育部柳湜、葛志成二位来，续谈教育出版社之筹备。云彬已拟组织条例及组织系统表，即据以商谈。”[69]《宋云彬日记》1950年12月9日：“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开第一次社务会议，到者叶圣陶、柳湜、魏建功、朱文叔、金灿然、吉少甫及余共七人。”[70]12月11日：“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大会，马叙伦等来，余代表工作同人讲话。”[71]1951年1月3日：“下午历史组组务会议，余亦出席，以余领导语文、历史、地理三组工作故也。余担任改编小学历史教科书。”[72]
宋云彬后来离开人教社到杭州工作，既有组织任命原因，也有他希望全家团聚的个人因素，这在他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端倪。如1949年3月30日：“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十年来一家人甚少团聚之日，老妻复多病，‘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甚望能及时南下，全家得团聚也。”5月5日：“圣陶谓余言，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亦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73]可见，他和叶圣陶最初都没有长期在北京生活下去的打算，两人都打算完成教材编审工作后就回上海。主要原因，一是“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二是“生活亦不习惯”。尽管后来他离开了人教社，但仍然参与人教社的工作，不仅善始善终处理相关后续事务，还直接参与教材编写。《宋云彬日记》1951年10月25日：“人民教育出版社转来吴县木渎初级农蚕技术学校徐茂本信、河北涿县中学卓申甫信，一一复之。”1952年5月22日：“复叶圣陶函，允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高中本国史。”[74]叶圣陶在日记中也有记录。《叶圣陶日记》1952年5月15日：“午后写信与云彬，约渠重编高中本国近代史。现用之本系云彬旧著，不甚适宜，外间颇多意见。灿然仍造意，请云彬与蠖生分段合编，自鸦片战争至五四属云彬，五四以后属蠖生。若二人俱答应，于年底完稿，则明年暑假后即可应用。据闻云彬在杭州颇清闲，料必可答应。”[75]1953年9月10日：“开始看云彬所撰之高中近代史稿。”[76]
宋云彬的其他语文实践
除语文教科书编审工作外，宋云彬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语文教育实践。如研究制订语文课程标准、发表语文教育研究论文、编辑大型语文工具书《辞通》、编辑语文教育刊物等。
第一，研究制订语文课程标准。
作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国文组召集人，宋云彬在叶圣陶领导下，参与研究制订《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宋云彬日记》1949年4月15日：“下午编审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地点在六国饭店。出席者圣陶、彬然、胡绳、周建人、王子野、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孟超。商决分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国文组为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及余四人；每周开会一次，余为召集人。”[77]他在《再谈中学语文教学》（1950）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现在新的中学课程标准还没有定出来，但我们可以依照《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根据语文科的性质和范围，规定出几项目标来。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少数的几个朋友曾经讨论过，并且拟定了两项目标，预备供将来订定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的时候作参考。现在不妨写出来：
一、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从感性的认识出发，在学生的情操和意志方面，培养他们。（一）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热爱，（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三）随时准备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决心和勇气，（四）服从公共纪律，爱护公共财物的集体主义精神。
二、顺应学生身心的发育和生活经验的扩展，逐步的培养他们凭我国语言文字吸收经验表达情意的知能。
（一）初中
1.听人说话能够了解对方的要旨，不发生误会。又能够加以批评，对或不对，妥当或不妥当，都说得出个所以然。(https://www.daowen.com)
2.对个人或公众能够说出自己的意思，能够作说辩论，不虚浮、不夸张，老老实实，诚中形外。说话的时候又能够不违背逻辑和我国的语言习惯，明确，干净，不含糊，不噜苏。
3.能够就语汇、语法、修辞格三方面区别方言和普通话，能够彼此转译，达到相对的准确。
4.能够自由阅读适合程度的各种书籍、报章、杂志、文件，遇有疑难，凭自己的翻检和参考大部分能够解决。
5.能够写出自己的意思，像第2条所说的。
（二）高中
1.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承接着初中的第1、2、4、5四条，更求其提高。
2.能够通解普通文言。能够辨明口语和文言的区别，把文言转译成口语达到相对的准确。[78]
《叶圣陶日记》也有记载，1950年10月21日：“午后二时，偕建功、云彬至教部，出席起草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座谈会。”[79]
第二，发表语文教育研究论文。
宋云彬曾在《再谈中学语文教学》（1950）中声明：“我不是语文专家，也没有当过中学教师，学问经验都不够，不配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宋云彬文集》第三卷中，看到他关于语文教育的多篇论文，如《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吗？》（1940）、《国文月刊发刊辞》（1942）、《怎样读〈论〉〈孟〉》（1942）、《养成看报的习惯》（1945）、《从语文一致谈到语言的学习》（1949）、《多看看——对过寒假的一点建议》（1950）、《文章为什么会写不通？》（1950）、《谈中学语文教学》（1950）、《再谈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三阶段》（1950）《请大家注意文法》（1951）《文章繁简》（1957）等。另外，在他的其他文章和《宋云彬日记》中，也有不少涉及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材、语文教学、作文教学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而且确为他读书治学和编辑工作的经验之谈，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第三，编辑加工《辞通》。
《辞通》是朱起凤编纂的一部语文工具书，历时30多年，易稿十余次，共300万字，原稿曾受到章太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极力称赞，但因全书篇幅太大，生僻字多，排版刻字成本高，出版商怕亏本，都不愿意出版。开明书店主持人夏丏尊、章锡琛，在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郑振铎等支持下，决定接受出版，并商请宋云彬担任编辑加工，周振甫等协助。因为朱、宋二人有师生之谊，朱起凤是宋云彬在浙江海宁米业公会小学堂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宋云彬1928年脱离党组织后，不便外出公开活动。为了生活，他先是在老友王伯祥介绍下，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因为要编辑《辞通》，才正式加入开明出版社。为编恩师朱起凤的这部心血之作，宋云彬确实下了大功夫。他在《辞通·跋》中说：“每遇疑难，辄商之先生，三四年来，往返函牍，亦几盈尺。”书稿本身的高质量，加上宋云彬的高水平编辑加工，使这部语文辞书大获成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辞通》得以与商务印书馆《辞源》、中华书局《辞海》鼎足而立，大大提高了开明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声望。
第四，编辑《国文杂志》。
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有一份重要的国文教学刊物《国文杂志》，先后创办于抗战时期的成都和桂林，虽都与叶圣陶有关，但最早提出此动议的却是宋云彬、傅彬然。《叶圣陶日记》1941年10月28日：“二时至陕西街，得云彬、彬然信。他们欲办中学生适用之国文杂志，招余合作。”[80]10月29日：“到馆。作书复云彬、彬然，言为中学生办一国文杂志，余甚赞同，愿为之相助。话虽如此，而将来又多一文债户头，亦殊难事。”[81]11月1日：“既而月樵来。前夕余偶然谈及国文杂志可以办，彼即欲办之，邀墨主持其事务方面。余以为在此办杂志，最难在作稿者之集合。月樵提出中学国文教师数人，以余揣想，其识见未必与我辈相近。若令作稿，恐难满意。”[82]12月5日：“墨今日入城发稿，携归彬然、云彬来信。他们也决定办《国文杂志》，嘱余作文颇多。余非不愿努力，但身体不好，时间不够，奈何！”[83]成都《国文杂志》是叶圣陶于1942年1月在成都创刊的，“编辑者”为胡墨林（叶圣陶夫人），出至第六期停刊。月樵即开明书店股东冯月樵，著名出版人。桂林《国文杂志》于1942年8月创刊，“编辑人”是叶圣陶，但创刊号上的前两篇文章均出自宋云彬之手，一篇是以“编者”的名义写的《发刊辞》，另一篇是署名“云彬”的《谈“经”》（上）。[84]宋云彬在《〈国文杂志〉发刊辞》中说：“我们这个杂志没有什么伟大的愿望，只想在国文学习方面，对于青年们（在校的和校外的）贡献一些助力。……我们愿意竭尽我们的知能，提倡国文教学的改革，同时给青年们一些学习方法的实例。”[85]吕叔湘在《语文刊物漫议——祝贺〈中学语文教学〉创刊》中回忆说：“1942年，桂林的《国文杂志》创刊，编者宋云彬先生约我写稿子，我也只写了不多几篇，其中有一篇比较长的是《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算是赶上了‘末班车’（第三卷5、6期合刊，1946）。这个刊物第一卷还能按期出版，第二卷开始脱期，五年只出了三卷，所以它的影响赶不上《国文月刊》。《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也还不是单纯的语文刊物，里面也有讲文学的文章。”[86]
商金林所著的《〈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2020）详细论述了《宋云彬日记》所述作者的心态，认为不可完全听信作者的自述，而须旁证以其他材料，顾及全篇及作者全人，方能对日记的价值有准确的认识。宋云彬确实有他性格上的缺陷，如过分清高自信、感情用事、臧否人物往往私心自用等。[87]我们这里梳理宋云彬对语文教育的贡献，只是借以回望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文教科书编审实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宋云彬跌宕起伏、壮怀激烈的人生中，以其坚实的文史学养和学术功底、扎实的语文教材编审实践，丰厚的语文教育学术遗产，推动了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他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必将永远灌溉我国语文教育园地，激励着语文教育界后辈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