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身份意识与社会政治关怀
郭嵩焘具有鲜明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如他所言：
风气之嚣陵，人心之浇薄，其源皆在士大夫，则亦吾辈之咎也。[3]
吾辈家居，无整齐教化之责，无赏罚之权，要须实实认定鸦片烟之为害，必不可稍有沾染。虽其蔓延及于天下，而吾辈十余人之心，必为之力障其流，以使后人知所警惕。……庶冀鸦片烟渐有止境，人心风俗亦可渐次归于纯实。[4]
“吾辈”即士大夫。“吾辈家居”即在野士大夫。郭氏认为他们虽无赏罚之权和教化之责，仍需以身作则，努力维持人心风俗。
大抵天下人心风俗，成乎学校，而必归本于吏治。吏治之敝，吾辈不当其位，不能议也。由学校以端求人心风俗，吾辈固亦有应尽之职，与可以自为之功用，岂能尽逃而去之?[5]
“不当其位”的士大夫，亦可经由学校努力端正人心风俗。而“在其位”的士大夫，则肩负着不可推卸之政治教化职责。如若不能履行好这种职责，就应该感到羞愧，“粤中军事如此，诸君
颜相视，吾心能无愧辱乎？”[6]对于这种士大夫身份意识，郭氏表露得更为完整的则是：
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耨，取给一身而无所歉。……天地广大，涂辙纷歧，要归于守正，为益于人而已。[7]
士大夫无论是仕隐进退，还是为学从教，都要介然守正，有益于人。从他晚年力主废除厘金政策来看，郭嵩焘实为颇能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传统士大夫，也可知郭嵩焘思想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强烈的士大夫身份意识。[8]
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二重角色，[9]他们常把从政从教视为本业。郭嵩焘也是如此地充满了政治关怀，故明确提出了“为政莫先善教”[10]的观点。实际上，他的政治实践亦颇有寓教化于政治之中的意味。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供职翰林院，读《圣祖实录》，更对气象凋耗的现实政治大生感慨。七月，荐值南书房，郭氏认识到：
天下事当求处理之法，专以诓人为计，焉有能胜者也。[11]
士大夫之风俗教化，荡废久矣。[12]
可见，他在从政期间，颇为关注“教化”。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郭嵩焘接苏松粮道印，筹议苏、松、太减赋，以苏五百年民困，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他又为上海“广方言馆”拟定章程十四条。
同治二年（1863）九月，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做了几件大事：一是配合左宗棠歼灭南太平军汪海洋余部，治理东江、北江、西江及省河的盗案成效显著。二是筹饷，并实施盐务改革。他将广东四十三埠盐务改归官办，先将省局船头馆及充投拖包等陋规裁革殆尽，又将耗余羡盐银两全部提解缴库：“自三月廿四日起，截至十二月廿一日止，计九个月……合共缴库银九万六千一百卅八两八钱七分一厘七毫。”[13]其数额远远超过上一年度承办商所认缴的三万两。可惜，总督毛鸿宾听信幕友之言，又复改归招商承办，盐务改革未能坚持下来。三是清理积案。四是办理洋务，如办理伍崇曜借款事宜、成立广州同文馆、从香港成功引渡太平天国森王侯玉田、处理英人进入潮州城案件等。这期间，郭嵩焘由先儒“读书在能变化气质”之论引申出“当官行政在能挽回风俗人心”的观点。[14]他又论及“广东军政一坏而不可支”[15]。他接到彭玉麟（字雪芹）来信和长江水师善后章程时，又论及“江、皖各营以哗营为请饷要诀，当事者辄筹巨款给之，始终不惩治一人。……纪纲废弛如此，……为之慨然”[16]。同治五年（1866）五月，郭嵩焘交卸广东巡抚之际听闻丁日昌（字禹生）送别之言：(https://www.daowen.com)
洎来粤考求一切措施之宜，无一不搜求底蕴，维持而匡正之。取怨一时，成名数年之后，而收效则远及数十年之久，此王道之久道化成者也。[17]
他以为王道之誉，足以自慰。后来，裴荫森在《湘阴县图志序》中又称赞他：
巡抚广东，期年而教化大孚，讼衰盗逸，殊方海国，慑不敢骄。[18]
对照郭嵩焘在广东肃清吏治、急治捕盗、办理洋务等为政举措，“讼衰盗逸，殊方海国，慑不敢骄”并非虚誉。
光绪二年（1876）十月，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成为中国首位驻外公使。光绪四年（1878），兼任驻法大臣。在任期内，他主要办理了六件外交事件：一是奏请设立领事馆，二是交涉英国太古洋行轮船撞沉江西盐船案，三是交涉太古洋行轮船移泊事件，四是交涉厦门怡记商人枪杀渔民案，五是交涉华工免税案，六是交涉英船华工案。[19]其间，郭嵩焘曾以礼部左侍郎的身份上书请求将王夫之从祀文庙，“以光盛典而式士林”[20]。他还针对出使人员制定了“五戒”作为工作纪律和行为规范，这些都为他赢得了“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祖的美誉”。[21]
同时，郭嵩焘的社会教化活动，也不无政治关怀。郭嵩焘从教办学，当然主要是面向求学士子、宗族子弟和同乡平民，但同时也寄寓了他培养政治人才、陶冶士林风气、树立政治道德等政治意识。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出使归来，在湘倡导复建湘水校经堂，“予颇为之酌定章程，以此议本发自鄙人，尤乐及见其成也”[22]。他计划分建经、史、文、艺四堂，各堂设一名学长负责训课，而以总教习综理学务。他强调，湖南学政朱逌然（字肯甫）意欲分设官、绅两名总办，实质上是“诸事一揽其权于官”，必将有损而无益。郭嵩焘反对官方把持学校一切事务，不无有结合西洋办学经验而维护学校独立之势的现代意识。依他之见，校经堂的办学宗旨是“讲求征实致用之学”，进而“以求有益乡里，为陶成人才之资”。[23]创建校经堂甚至对整个湖南地区的教育、人才培育都具有重要意义，“为吾楚兴学，其机实有可乘。所关在数十百年人才之盛衰”[24]。
郭嵩焘又提议创办思贤讲舍，“吾以思贤讲舍发之自我，无中废之理”[25]。思贤讲舍是为思念先贤，后专祀船山先生。他主持制定讲舍章程学规，筹集办学经费，视察工程进度，并为思贤讲舍撰联题词：“笺注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俱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26]光绪七年（1881）三月二十六日，思贤讲舍正式开馆，郭嵩焘担任主讲。其曰：
略示以为学大指，曰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27]
讲舍的办学宗旨，是将为学、立身、接人、应务融为一体。其时有肄业生二十一人。思贤讲舍除了培养实用人才之外，也出版学术著作，郭嵩焘的《礼记郑注质疑》《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校订朱子家礼》均在此刊刻。
郭嵩焘还提议成立禁烟公社。在出使英国期间，他与英国禁止洋烟会多有接触，也曾向朝廷上折请求禁止鸦片，却不为朝廷所采纳。因此，郭嵩焘归国后倡议民间禁烟，“盖原知官法之无可恃，姑求一二同志者躬自董率，行之乡党宗族，以希幸闻风者之兴起”[28]，不倚靠官方势力和“官法”，而通过联合同道，教导子弟，阐明义理，使人恪守恭敬之心，不至于流为败类，从而有益于人心风俗。他又刊印了《罪言存略》（含《请禁鸦片疏》和《请禁鸦片第二疏》）和《禁烟公社条规》。当然，郭嵩焘认为禁烟立学亦可期教化之效：
笙叔亦乞取思贤讲舍学规、禁烟公社讲约，意求阐扬此义，以启佑永定之隶学籍者，以期稍裨于教化。用此为心，是亦司学职者之一义也。[29]
兴教化、育人才，本是学官的职责所在。
虽然郭嵩焘晚年每每提及“吾辈不当其位”，但是士大夫与生俱来的政治责任感却使他不忍心“不谋其政”。他不顾时忌，与友人大谈洋务，并就中俄条约、中法战争、朝鲜事件上书朝廷并提出建策。应该说，他无论是为官从政，还是为师从教，都具有强烈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和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关怀。
王兴国先生曾提道，郭嵩焘长期的闲居时间，使他更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比较清醒地认识晚清吏治腐败的真实情形。[30]应该说，郭嵩焘确是以士大夫批判性的眼光，认清了晚清中国吏治腐败、纪纲法度松弛、人心风俗败坏的严重问题。一旦有机会向朝廷进言，他便提出了著名的“政教为本”思想，这突出反映了他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和社会政治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