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为本”思想的形成
“政教为本”被学者们认为是郭嵩焘向西方学习的“三个为本”之一，[31]因此颇受重视，但其具体指涉和形成过程却常被忽略。[32]本书认为，郭嵩焘“政教为本”思想，具有两个前后相连又有所区别的不同阶段。一是出使之前提出的“朝廷政教为本”说；二是出使之后提出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
1．“朝廷政教为本”说
光绪元年（1875），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疏》中赫然提出：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33]
这就是学界所概括的“政教为本”或“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34]以目前出版的《郭嵩焘全集》来看，“朝廷政教”的提法，有且只有这一次。那么，怎样理解郭嵩焘所说的西洋立国之本在于“朝廷政教”呢？
从文本语境来看，郭嵩焘超出了总理衙门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六条之议的讨论范围，[35]标举“朝廷政教为本”说。换言之，郭嵩焘将总理衙门所提议的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统统归于立国之末，而将“朝廷政教”作为立国之本。郭嵩焘认为，中国自强之本是“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36]。按照他在该疏中提出的“推求中外情势所以异同”[37]的思想方法，西洋朝廷正是中国朝廷的映照，而西洋政教正可作为中国政教的参照。因此，对于郭嵩焘关于西洋立国本于朝廷政教的独特言说，就可沿着该疏所提供的线索，即从他对中国政治和西洋政治的基本观点出发来进行解读。
就中国政治而言，郭嵩焘对晚清吏治腐败颇有观察和思考。如他在咸丰年间曾与何伯英论及“天下受敝之由，必官吏先失其职”[38]。他将数十年来观察到的官场习气概括为“三反”：一是不惧徇私枉法，不敢担当公事；二是放纵巨奸大盗，株连无辜平民；三是诋毁人心风俗，包庇幕僚下属。[39]他又将天下之乱归结为“吏治”：
天下之乱原于吏治，四川沃土，吏治之敝尤甚。[40]
故郭氏得知好友刘蓉署理四川布政使而为之担忧。他又慨叹：
朝廷之无纪纲法度久矣。[41]
郭嵩焘赋闲时期的读书阅世，使他高度重视吏治问题。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郭嵩焘向咸丰皇帝提出了“以讲求吏治为本”的施政纲领。[42]同治年间，他复出，权抚广东，“以整饬戎行为攘除寇盗之实，仍以讲求吏治以肃清祸乱之源”[43]。光绪元年，他在海防之议中仍坚持己见：“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弛，民气郁塞，盗贼横行。”[44]
在人心风俗方面，郭嵩焘在咸丰年间就表现了他对社会人心的深深忧虑：
江浙风气，靡荡偷惰，重以浮诈，人自为心，无礼让联属维系之意，极为可虑。[45]
同治年间，他认识到社会风俗因吏治败坏而日趋颓废，“至于吏治，败坏已极，风俗益因之而波靡”[46]。同时，绅士为恶一方，动辄欺压百姓，导致了“人心风俗，安得不日益败坏”[47]的严重后果。
在从教办学实践中，他对世道人心亦颇为留意。咸丰年间，他将道德人心问题归结为“道之不明，而忠孝之谊以绝”[48]。同治年间，他掌教城南书院，对士林风习之坏乱和湘人造谣诽谤之能事，颇有领教。所以，郭嵩焘在光绪元年（1875）的海防之议中又强调：
故求人才，尤以挽回积习为先。朝廷念念以培养人才为心，邪正公私较然不能掩，则士大夫之精神自振，而吏治之功效亦必月异而岁不同。[49]
据此，郭嵩焘认为以整顿吏治、挽回积习、培养人才、提振士风为主要内容的“朝廷政教”才是晚清中国的自强之本。
就西洋政治而言，在出使西洋之前，郭嵩焘对此了解得并不太多。他在咸丰六年（1856）的上海之行中，才对西洋火轮船、货船、兵船、巨炮等西方器物有所了解。这期间，他结识了“著书甚勤”的麦都事、 “专工数学”的伟烈亚力和“学问尤粹然”的艾约瑟，又对讲究礼貌的洋行职员印象深刻，还称赞洋人印刷书报“务为巧妙如此”。[50]此后，郭嵩焘颇为留意洋务和西学。但就目前所见的郭嵩焘日记、奏稿、书信等材料来看，他在光绪元年（1875）之前并未留下对西洋政治情况的明确记载。或许是得益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申报》等书籍报刊，接触罗伯逊、丁韪良、赫德等西方人士和冯桂芬、王韬等新学人士，他在光绪元年（1875）的奏折中对西洋政治之源作了一个概括性说明：“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51]这一洞见，令人惊奇，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比如，他于同治元年（1862）见英人与日本人签订的通商条约，认为“足增中国之愧”[52]。又如，他于同治二年（1863）接受西洋船主照片一张，并“纵观所藏仪器、舆图之属”。[53]再如，他于光绪元年（1875）拜会英国总税务司赫德、英国公使威妥玛、美国爱公使、卫副公使、传教士丁韪良等人。[54]
2．“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
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明确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根本”[55]的思想观点。更完整的说法则是：“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56]这就将“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两者共同作为国家富强之本。
应该说，光绪二年（1876）底，郭嵩焘出使海外，是其思想形成的重大契机。郭嵩焘出使英国抱有“专务考求其制度规模可以取法者”[57]的政治目标，故能以政治家之眼光来考察西方社会政治文明，考察范围涵盖了今人所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
在西洋政治方面，郭嵩焘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广泛考察了以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分权制衡、自由选举、法治原则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他以“公天下”“利天下”“政教相维”等儒家政治理念来把握西方近代文明的根本精神：国家的根本政治观念是“公天下”，君民相维是“公天下”的政治体制；各项具体制度都按照“利天下”的政治原则来设计，如行政制度“务求便民”，经济制度利国利民等；西方国家也有“上下相维之道”。(https://www.daowen.com)
在社会教化方面，郭嵩焘在出使英国之初还劝说英国人理雅格要从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来看待中国圣人之教的长处。然而，在实际地了解了西方的社会道德之后，他发现中国的仁义礼智信都不及西方。[58]西方社会风俗有其优点，如基督教具有博爱、平等精神，教会大学的晚餐仪式颇类“三代礼乐”，宫廷舞会规矩秩序井然等。而且，西洋政治文教、科技制造等，无一不是源自学术和学校。如，近代西方学术的根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精神贯穿于社会各个领域。又如，西方“学仕两途相倚”的学校制度远胜于中国科举制统摄之下的学校制度。
如果将社会政治风俗作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那么，郭嵩焘也接受近代西方文明观，认为西方是有教化的，而中国“三代”以后只是“一半有教化”。
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59]
因此，他认为晚清中国要顺应天下大势，全面学习西方，本末兼顾、循序渐进地推进自强变法事业。这些思想的基本确立和定型，[60]缘于郭嵩焘出使海外的人生机遇。
综上，郭嵩焘“政教为本”的思想呈现出前后一贯又具有明显差别的两个阶段。应该说，第一阶段的“朝廷政教为本”说，已经具有丰富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的思想内涵。同治年间，郭嵩焘提出了可以根据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来察知国家治乱之本的观点：
自古世治则正气必昌，世乱则戾气先积。在官为纪纲法度，在民为风俗人心，皆可以察其阴阳消长之机，以知治乱之本。[61]
吾谓朝廷所以驾御天下，督抚所以驾御官民，一州一县所以驾御数十百万生民，无他，纪纲法度而已矣。今尽坏其纪纲法度，求以立国，难哉。[62]
这里，以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思想观点，已经呼之欲出。同时，“朝廷政教为本”和“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二者在政教相维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结构上也是前后一致的。
第二阶段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吸收了西方社会政治风俗的合理成分，因而较之第一阶段的“朝廷政教为本”说至少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
一是“朝廷”置换成了“国家”，使该说更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意蕴。“国家” 的习惯性用法，或明或暗流露了西洋国家和西方人士的背景存在。
二是按照“上而纪纲法度，下而风俗人心”[63]的总体思路，该说更有借鉴西方上下相维之道的意义。比如：
中土用兵与泰西异，泰西用兵，教之有其本，习之有其程，君臣上下，并心一力，以讲武为事，风俗成而人心亦定矣，是以其兵练而愈精。[64]
西方军事实力强大，其实跟“君臣上下，并心一力”的社会风俗密不可分。
三是“纪纲法度”多少渗透了西方“治民以法”的民主法治观念。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65]
“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这就高度肯定了定法、执法、审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合理性。由此可见他对西方国家纪纲法度建设的认可。
四是“中国人心风俗”总有西方社会风俗的参照之存在。他听到中国留学生行为不端的消息时，“益伤中国人心风俗之敝，殆不复可挽救”[66]。出使归来后，他仍有“中国人心风俗”的提法。比如，他由晚清官场的官官相卫现象而推论道：
人心止各顾其私谊，无为大局起见者，此中国人心风俗所以日趋于偏私偷薄而不复可挽救也。[67]
又如，他对一味推卸责任的官场习气感慨道：
盖中国人心风俗之敝极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能与持久乎?可为痛哭![68]
正是由于他在出使期间逐渐了解和接纳了西方的社会道德、学术精神、礼俗风教，才对中国人心风俗之坏乱那么忧虑不安。郭嵩焘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人心风俗论，蕴含着借鉴西方优良道德的近代意义，开启了人心风俗改革建设或谓国民性改造的先河。
概言之，郭嵩焘的人生阅历与社会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第一，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的确为郭嵩焘的社会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出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的短暂时期，他广泛涉及了军政、盐政、漕政、狱政等传统政治领域，也触及了外交、船政、邮政等近代政治领域。第二，担任朝廷命官，为郭氏政治思想的实践运用提供了平台和机会。如出任两淮盐运使实行盐政改革，出任福建按察使整顿狱政等。第三，研经读史、考求西学的学术活动和从教办学的生活体验，为郭氏关注学校教育、社会风俗问题，丰富完善社会政治思想，提供了持久动力与理论支撑。第四，首任公使的独特经历，又在许多方面推动了他的思想产生质的飞跃。如深化了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认识，抓住了西方政治文明的根本，批判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等。第五，郭嵩焘独特的社会政治思想，也因其超前性和不妥协性而不受当局欢迎，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的仕途发展。他的仕途三起三落，最后终老山野，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