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主要作用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主要作用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作用,造成了社会与国家的分离、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的分野,从而使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社会精神文化当作服务于本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精神文化必然地被注入极强的政治和阶级的目的,使得社会精神文化以‘阶级社会维护意识’和‘观念上层建筑’的面目呈现出来,这就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恩格斯曾对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意识形态做过无情的批判,但是他们对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否定上,而是对社会精神文化作了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他们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精神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都存在其历史必然性,在一定历史时期都起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历史正当性。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正当性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精神文化现象的全面理解。”[133]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全部内容,还有待于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主要作用做出深入阐释。

(一)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

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一般认为这个概念最初是法国学者托拉西创用的,其含义主要表示一种“意识科学”或“观念科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传人,托拉西创设意识形态原理的理论旨趣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而且还具有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的价值指向。但由于这样的政治实践的价值指向与拿破仑日后的理想与目标相抵牾,因此托拉西及其信徒所在的法兰西学院后来受到了拿破仑的谴责,他们的思想被拿破仑贬斥为虚幻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他们这些意识形态家被指称为无视帝国现实、对抽象概念进行无休止争论的知识分子。从此,意识形态开始被认为是狂热的革命信仰与不切实际的空想的代名词,从而直接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否定和贬义的色彩。

此后,德国的思想家们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意识形态的思想以德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梳理和剖析。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把意识发展的诸形态作为意识发展的依次排列的各个有机环节加以辩证地考察,并提出了著名的“教化”和“异化”的理论,指出了“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以及“教化的虚假性”等命题。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也触及意识形态和异化的内在关系问题。他所提出的一切宗教都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并独立化的结果、宗教作为人的本质异化的结果反过来支配人的批判以及爱的宗教观对宗教异化的克服等理论,对于人们唯物主义地理解宗教等意识形态具有启发作用。[134]这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国经验理性与德国批判理性的张力下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使意识形态概念在现代学术界具有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并未对这一概念下过清晰而明确的定义,这就为理解上的歧义留下了可能的存在空间。伊格尔顿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包含了两方面迥然相异的意义,“一方面,意识形态是有目的、有功能,也有实践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似乎仅仅是一堆幻想、一堆观念,它们已经与现实没有联系,过着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明显的自律的生活”[135]。

虽然如此,但我国学者通过文本梳理还是得出结论认为,与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在两种最基本的意义上指认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136]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采用了法国当时盛行的否定性用法,把意识形态指称为虚假的意识,他们经常使用“意识形态的胡说”“意识形态的歪曲”“意识形态的方法”“意识形态家”“青年黑格尔意识形态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白痴”“意识形态的代表和发言人”“意识形态的阶层”等,这些提法都很明显地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阶级统治而刻意制造的欺骗,是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是对现实社会生活颠倒的、虚假的反映。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还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至少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把它作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指称为“人类史的一个方面”“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不过,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对文化意识形态性的贬义理解较为明显,肯定性或中性理解显得隐晦未明,这就给我们理解、把握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时,我们首先可以认识到:把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观念文化看作现实社会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观念的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137]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结构实际上规定为四个层次: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生产力)——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国家(政治上层建筑)——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观念文化),并将其称之为观念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社会结构经典性地表述为:社会生产——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恩格斯晚年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明确地把各种观念文化指称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138]把观念文化确定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不仅明确了观念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使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特征在社会结构中得到了合理的说明。

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精神生产的产物——观念文化,总是统治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文化上的表现;统治阶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就必然控制着精神文化的生产,在阶级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不是所有阶级的意识,而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39]因此,观念文化是“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的集中体现。

(二)文化的历史合力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深受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的纠缠,加上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教条式解读的影响,人们对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特征,而且还深入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在面对种种责难时更是提出了历史合力论思想,这样就为我们准确把握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合力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

在1859年1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40]马克思的这一长段论述,无疑能使我们认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使我们了解到文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但我们决不能像经济决定论者那样仅仅只看到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我们还应该更加全面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强调的作为观念形态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的强大反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大系统,主要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具体要素构成,经济基础虽然起决定性作用,但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并非一种消极的、外在的机械反映,而是一个社会有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自主的、能动的耦合互动作用。在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时,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41]在这里,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加以了描述。马克思还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42]这使我们认识到,正是文化与经济、政治等要素的交互作用,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革。

恩格斯晚年在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又做出了非常有益的补充说明。在1890年9月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43]在这里,恩格斯认为经济因素并非历史过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在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144]这简短的几句话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具有意识形态性特征的精神文化对它所反映的经济基础起着积极的、能动的反作用。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145]这也使我们认识到了观念文化与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46]这使我们认识到了观念文化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论思想,更是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47]在这一长段论述中,恩格斯运用平行四边形法则,描述了诸如“意志”“愿望”等各种文化要素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合力作用。这种有关历史发展“合力”的论述,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一致性,而且还使我们认识到相互作用的个体意志(即文化)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必将有力地推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尊重本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大力调动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不断探索出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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