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及其本质
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可以说是歧见纷呈。从总体上看，主要包括广义的文化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两大类。广义文化亦称“大文化”，指的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示的、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及其成果，是人的创造性本质、主体性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人工世界”及其人化形式，一般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三个层面；狭义的文化是指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方式的观念表达和精神体现，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观念和社会生活行为规范的精神成果的总和。[114]对于这样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的文化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时也是非常谨慎的。正是他们的严谨态度，才使得他们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化的真正本质。
（一）广义和狭义的文化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更多的时候强调的是广义的文化概念。他们总是从社会生活、文明形态的角度来使用文化概念，把文化等同于文明。当然，从严格意义上看，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文明主要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开化程度。但是，按照文化概念最为宽泛的界定来看，文化与文明是同义语。可以说，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较少使用“文化”而比较多地使用“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手稿》中，针对早期粗陋的空想共产主义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及公妻制的主张，马克思做出了深刻批判，认为这种主张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115]。在这里，马克思就是将文化与文明加以并列使用的。
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文明分期的角度谈到了“文化初期”问题，提出：“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16]马克思在此处3次提到的“文化初期”，指的是文明程度较低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蒙昧时期、野蛮时期。
在晚年的《笔记》中，马克思提道：“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117]此处所用的“文化”概念与《资本论》中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都是从文明意义上来界定文化的内涵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18]支持这个论断的论据，则是文明的阶段表现——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火的发现；然后是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的发明。正是随着火的发现和蒸汽机的发明，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不断增强，人类向自由迈进的步伐逐渐加快。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是在社会发展状态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的，与文明是同等程度的概念。[119]
从以上列举的引文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从广义角度来使用文化概念的。当然，他们的著作中，也不乏从狭义角度来使用文化概念的情况。这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往往将文化界定为“时代精神”“文明活的灵魂”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从知识水平与教育程度的内涵上来使用文化概念的，甚至还会在比知识水平与教育程度更为宽泛的精神文化意义上来使用。据统计，在马恩论著中“文化”与“水平”一词连用，竟达30余次，约占“文化”这个概念在原著中出现次数的11%；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将“文化”与“程度”“素养”“修养”等词合用，并有9次使用了“文化斗争”这一概念。[120](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在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中指出：“美国的制度的缺点在于地方的性质过重，教育取决于每一州的文化水平。”[121]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较有点文化的英格兰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爱尔兰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122]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使用“文化水平”“有点文化”与“文化程度”，主要是在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化概念的。
恩格斯在《流亡文献》中指出：“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123]这里所讲的“文化斗争”，就是从狭义角度来使用文化概念，其中的“文化”指的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马克思在《莱茵报》的评论中也指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124]在这里，马克思将精神斗争与文化联系起来，也是在狭义的非物质性的精神文化意义上来使用文化概念的。
总之，在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其方法论基础，克服了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片面性、狭隘性，始终坚持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来源以及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规定性的高度出发，来全面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因此，虽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使用的维度非常广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工作中的困难局面，却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相关研究划设了基本的逻辑起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之上，根据其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他们把文化的本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25]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看来，被人的实践活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的自然界即“人化的自然界”，正是人的文化力量的表征，文化在实质上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活动的成果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6]因此，文化必须与实践联系起来，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文化的本质才能充分显现出来，这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7]既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就应该从全部社会关系中具体展开对人的本质和文化的本质的探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还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128]由此可见，文化的本质和功能只有在人的发展中才能得到说明。但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条件作为支撑，这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指出的：“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129]这就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劳动生产实践对于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通过劳动生产实践活动，人们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劳动产品，“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30]。这种对象化表明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劳动实践作用于自然对象，然后使自身的本质力量由生产活动形式转化为物质存在形式，即通过物化劳动创造新的可以占有的对象客体——劳动产品。“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31]由此可见，客观对象的自然界，对于人这样的主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在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时候，实现了自身的目的。
同时，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是一种“类存在物”，但人又并非像动物一样与自然具有直接同一性，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受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支配，而不是像动物那样仅仅是在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活动。只有这种既生产人自身又再生产整个世界的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活动；只有这样的有生命意识的生产活动即劳动，才能使人的感性、对象性得以产生、实现并得到确证。“人类活动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人只有在改造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地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以扩展属人的对象化世界；另一方面，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以实现和提升自己的本质能力。毫无疑问，人的对象化活动的这两个方面正是文化的本质内涵所在。”[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