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文化革命理论的提出背景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新政权诞生以后，百废待兴，国家政体的规划、经济政策的调整、文化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苏维埃俄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并直接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尚无成功经验可以直接借鉴，这无疑更加剧了建设任务的难度。由于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因此文化建设就成为苏俄重建任务的重中之重。但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面临许多文化困境。找到这些困境及其症结所在，对于解决好苏俄文化重建问题尤为重要。
（一）农民阶级面临的文化困境
文盲问题和小农宗法意识，是俄国农民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的主要文化困境。
在对文盲问题的认识上，列宁认为，农奴制传统将中世纪的俄国打造成了一个小农国家，由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及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广大农民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不多，故而不会有太高的文化水平，他们陷入了原始的愚昧和缺乏最基本的认知能力的境地。这正如列宁特别指出的：“做工的无产者和种地的农民贫穷不堪，无论在沙皇尼古拉的统治下，还是在共和国总统威尔逊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上大学。科学和技术为富人、为有产者所享有；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49]因此，旧时代条件下的俄国工人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文盲在俄国农村中的比例高达80%。针对这样的现实，列宁鲜明提出，要想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努力扫除文盲。列宁为什么如此重视扫盲工作呢？
其一，列宁认为，农村中文盲人口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新事物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接受力。认知力是理解力、判断力和接受力的基础，要想对一个事物作出正确理解、判断乃至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必须先对其有一定的认知。但由于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绝大部分都是文盲，连基本的识字能力都不具备，这样也就难怪他们难以理解、相信和接受革命阶级所倡导的新政策了，“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50]。这里的“文化条件所限”，指的就是农民阶级的文化水平低，认知能力不强。
其二，列宁认为，农村中文盲人口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农民对民主政治权利的行使。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建立起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政权，法律赋予了公民一系列的民主政治权利。但这种民主政治权利的行使，是以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一群认知能力极差、毫无主体意识的民众是不可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这是因为政治和文化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政治是文化发展的保障，文化是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不识字的文盲没有权利意识，不能深入了解自己的政治权利，当然也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利了；文化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政治权利同样也只会属于少数人，这样的后果就是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因此，列宁反复强调：只要俄国还存在文盲现象，就谈不上政治教育；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而且，“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51]。
其三，列宁认为，农村中文盲人口的大量存在，使人们缺乏从事现代经营管理的知识和本领。在列宁看来，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仅仅有认知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掌握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主动权。新经济政策倡导建立的合作社，具有“买卖机关”的性质，要想发挥其积极作用，农民就必须掌握运行这个机关的知识和本领。但俄国农奴制的传统将农民世世代代禁锢在土地上面，致使他们连识字的本领都不具备，更不用说运行合作社了。因此，只有改变农民现有的文化知识水平，才能将合作社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但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所谓做商人的本领，我指的是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做买卖，那就是说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52]
在关于小农宗法意识问题的认识上，列宁认为，这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农民长期生活在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统治之下，致使他们形成了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保守心理、狭隘眼界及小农式思维方式。列宁把这种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懒散性格称为“奥勃洛摩夫习气”，这种习气成为阻碍和制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毒瘤。因此，他强调：“我们绝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53]很显然，这种“宗法情绪”已经严重阻碍了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至于农民阶级的意识之所以被称为小农意识，是因为其具有小生产者地位。一方面，俄国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方式，陆地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主要是一种封闭式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俄国的农民与西欧的农民具有概念上的差异，“在西欧所谈的农民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在俄国所谈的，主要是受资本主义前的制度和关系压迫、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并不比受资本主义压迫轻（甚至更重）的农民”[54]。在压迫环境中长期生存的俄国农民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强烈的宗法意识，其显著表现就是立场不坚定，容易随利益的变化而左右摇摆，“当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邓尼金从南方进攻时，农民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当时农民不欢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55]。但这并不是说农民们的本质是坏的，而是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致使他们目光短浅，成为“受盘剥的、愚昧的、贫困的、因循守旧的农民”[56]，容易做出一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事情。这就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最终达到消除这种小农宗法意识的目的。
（二）工人阶级面临的文化困境
19世纪末，列宁在分析俄国阶级成分时，将工人阶级队伍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先进工人，一部分是中等水平的工人，一部分是低水平的工人群众。先进工人主要指“工人知识分子”，人数较少；中等水平的工人人数也不是很多，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工人群众指的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人数最多，文化程度最低，“他们很可能完全看不懂或者几乎完全看不懂社会主义报纸”[57]。列宁所讲的工人阶级面临的文化困境，主要是针对后两部分工人而言的，其具体表现也是多方面的。[58]
首先，存在小农意识和较低的识字水平。因为俄国大部分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直接由农民转变而来的，沿袭了农民阶级在文化方面的缺点与不足。在俄国历史上，工人阶级一直与乡村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1899年的统计，在俄国31个省中有31.3%的工人在农村保留份地。到1914年，俄国各类工人为1780万，占总人口的11%左右，其中同土地完全脱离关系的只占一半多。[59]即使在莫斯科这样的“工业中心”，72.45%的城市人口出生在农村，大约有80万人，而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还不到30万，只占27.55%。资料统计显示，在全部农民出身的移民中，只有13%的人在城市居住时间超过16年，而只有33.3%的人达到10年。也即是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工业中心只是打工，即使人在城市并且身为工人，但并没有隔断与农村的联系。[60]综合上述数据，我们可以认识到，苏俄绝大多数工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现代工业条件下的生产者，又是乡村文化的继承者，与其说他们是工人阶级，不如说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阶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农民阶级身上的某种文化属性。(https://www.daowen.com)
其次，“行会习气”盛行。行会是指一种手工业的同业团体，由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订有行规，调解会内纠纷，对外办理交涉。当时的俄国“行会”，实际上就是农村米尔的城市版，他们将乡村中的劳动组合传统大量移植到了城市工业生产领域。文化知识有限、孤独闭塞、眼界狭窄等原因，造就了他们比较重视小恩小惠的小团体意识。列宁曾经讲道：“谈到‘工人’，常常以为指的就是工厂无产阶级。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61]所以，俄国工人阶级具有较强的共同体人格，自然也就容易导致“行会习气”的盛行。
再次，存在资产阶级心理。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建立的，是在旧社会基础上建立的新政权。新政权虽然建立起来了，但人们的传统心理仍然停留在之前旧制度的层面，其发展过渡不是一蹴而就的。列宁认为：“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62]旧制度下资产阶级的恶习导致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一样涣散，缺乏组织纪律性，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的进行。这正如列宁所提到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63]这种在新政权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的，正是工人阶级从旧社会沿袭下来的资产阶级心理。因此，列宁提醒广大无产阶级：不要以为工人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领袖，就成了圣人，“他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少，这些队伍就愈容易涣散，代表过去的小私有者自发势力战胜代表未来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觉悟的情况也就愈多。工人阶级开创了共产主义革命，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的社会，从少数人卑鄙地钻营财富而多数人遭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64]。
最后，民主意识不强。苏维埃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包括选举、监督和罢免国家管理人员的广泛民主权利。俄国工人阶级作为国家公民的一部分，也享有同等的权利，但他们权利意识淡薄和文化知识匮乏，致使其不能正确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他们还沉浸于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统治之下没有醒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诸多民主权利，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英国这样的西欧文明国家，“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65]，这是俄国工人阶级与西欧工人阶级的显著差异。虽然苏维埃政权在理论上实行了先进无比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原则上实行了非常具有感召力的民主范式，但苏维埃文化的落后和野蛮却成为制约民主制度实现的根本性障碍，变成了影响俄国成为全世界民主榜样的绊脚石，成为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巨大阻力。因此，列宁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文明进程，就必须彻底改变俄国工人阶级权利意识淡薄、文化素质低下的落后状况。
（三）共产党员面临的文化困境
在不过多进行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某种事物数量的增加，往往会导致其质量的下滑。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党员人数激增，一些破坏分子也趁机混入了党的队伍，使整个党面临着被征服和取代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危急局面，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鲜明指出，虽然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达到60余万，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却处于较低水平，与苏俄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不同步。俄共党员队伍的素质之所以较低，主要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困境。[66]
首先，官僚主义作风盛行。问题的暴露和人们对问题的发现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俄国的显露和列宁对它的警觉也是如此。在十月革命完成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列宁并没有意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逐步开展，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断滋生蔓延开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67]。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旧社会、旧文化遗留下来的一种恶劣风气，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68]，它降低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69]，它还加深了公民与新生政权的矛盾，“如果不注意、不督促、不检查、不拿三根鞭子抽打”，结果就会养成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奥勃洛摩夫习气，而且，“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在这方面，莫斯科不能不是一个糟糕的城市，而且算得上是全国最糟糕的地方”[70]。这样，官僚主义无疑构成了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严重威胁，官僚主义者成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
在认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的同时，列宁对于诱发其产生的根源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主要是同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的”[71]。但列宁认为，在诱发官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中，首要因素是国民低下的识字水平，即文盲的大量存在；其次是俄国传统文化因素，尤其是沙俄时期形成的陋习更是构成了无形的“绞索套”。在苏维埃俄国，多数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不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导致其中一些人只顾自身的眼前利益，从而为官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传统文化因素中的那些陋习，直接为官僚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正如列宁所说：“我们从沙皇俄国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也就是简直要把我们窒息死的官僚主义和奥勃洛摩夫习气”[72]，导致“大多数人民委员和其他大员”不自觉地往官僚主义的“绞索套”里钻。因此，列宁强调：“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所有非党的工农群众都会跟着共产党的先进队伍去反对这种敌人，反对这种紊乱现象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动摇。”[73]
其次，缺乏执政本领和能力。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要想把自己的政权长久维持下去，必须有过硬的统治能力和本领。执政本领强大且运用得当的话，就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反之，迎来的可能是政局的动荡和文明的倒退。列宁曾经不无惋惜地讲道：“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74]这说明，俄共虽然在当时已经具备了执掌政权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基础，但恰恰缺少管理政权的本领和能力。“这里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在处理某个实际问题时，在某个办事机构中，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权力不够。有些人还是这样认为，这些人都无药可救地向后看，而不懂得应该向前看。主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不管租赁在某些地方得到多么广泛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它的比重总的说来是微乎其微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少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75]很明显，列宁在这里所讲的文化，并非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化，还包含有管理国家的本领和能力的意思。而且，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管理工作的成败。要增强管理国家的能力，就必须提高文化素养。只有提高了文化素养，才能协调好国家机器中各方利益关系，顺利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因此，列宁对从事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面临的执政能力不强的文化困境是非常清楚的。
再次，贪污受贿现象严重。贪污受贿是官僚主义结出的恶果，而产生官僚主义作风的根本原因则是党员缺少基本的文化素养，继续沿袭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崇尚利己主义，从而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所以，寻求克服俄共党内贪污受贿现象的有效方法，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文化上来。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76]同时，导致俄共党内贪污受贿现象严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监督不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赋予了公民一系列的政治权利，其中就包括监督权。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最致命的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淡薄），这些权利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列宁曾经痛心地讲道：“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做斗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没有给工人和农民提供这种可能。然而有人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吗？几乎没有！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我们的共产党员至少有一半不会进行斗争，且不说还有一些人妨碍斗争。”[77]而公民之所以权利意识淡薄，是因为他们文化素质低下，不知道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要根除贪污受贿现象，不仅要制定严格的法律，还必须大力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和权利意识。
最后，“无产阶级心理”薄弱。所谓“无产阶级心理”，主要指的是具有党性原则。列宁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共党员的素质和党性还远没有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它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78]。而党员的政治修养不够，主要表现在非党性现象严重。列宁认为：“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79]所谓“非党性”，即否认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思想倾向，说党“狭隘”“墨守成规”“不容人”，“可是，无党性的、不跟着坚强的党走的群众是没有觉悟的，没有自制力的乌合之众，他们会变成那些总是‘及时’从统治阶级中冒出来利用‘适当’时机的狡猾政客的玩物”[80]。因此，列宁强调：“任何非党性表现，任何削弱或模糊党性的做法，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而正因为我们维护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为了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是为了最明确地进行阶级组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并密切注意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见诸行动。”[81]而要加强党性，就必须采取“清党”的方法来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清党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关系重大和极其重要的工作了。……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眼中玷污了党的分子了）”[82]。只有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才能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从而使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心理”得到切实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