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物化意识批判理论
格奥尔格·卢卡奇是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他在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并创造性地从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强调把历史辩证法的重心由历史自身转向主体对阶级意识的认知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物化意识批判”理论。
（一）总体性视域下的文化
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思想不仅是辩证法的核心，更是方法论的精华，这一思想贯穿着他作品的始终。对于总体性视域下的文化，卢卡奇虽然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早期的作品中总结出他的文化观。卢卡奇曾在《小说理论》中这样描述“文化”一词：“世俗世界的拒绝并不是针对世俗日常的，而是部分地指向心灵的异化，部分地指向精巧的缺失；部分地指向其文明而非文化的本质特征，部分地指向其枯干的精神荒漠。除了可以被形容为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之外，被寄予希望的一切指的都是在与心灵相对称的结构之中将自身客体化的一种文化。”[2]卢卡奇认为伴随着世界的发展与文明的发达，主体却在现实中迷失了，整体性遭到了破坏。他认为一种理想的与真正的文化应该是主客体之间的和谐相容。他在这本书中继而打破了传统观点中认为的文化是一种与自然对立的精神存在的狭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等同于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因此，卢卡奇在《小说理论》的序言中特地强调说自己所追寻的是一种基于真正文化基础之上的一个有意义的“新世界”，文化对他来说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文学形式而成了一种理想的生活。他也对此进行了解释：“只有在文化的基础上，而不论人们对此采取何种态度，人和事件的总体性才是可能的。”[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卢卡奇所表达的文化观念其实就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观念，这是他所认为的理想文化。同时，卢卡奇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总体性的彻底破坏。在他看来，没有了总体性文化，资本主义要求实现个人的解放完全是一种构想、一种谬论而已。随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阐述了他的“总体性”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他承认主客体之间的展开关系，而这个展开过程也就是辩证法的再现过程。卢卡奇主客体历史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是同他的“总体性”思想连接在一起的。对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卢卡奇着重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作用，“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4]。因此，卢卡奇对西方思潮中的经济决定论与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做法虽然是从事实出发，却陷入了纯粹的拜物教与一切物化的关系中而无法自拔。相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则不同，马克思虽然也强调事实，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5]，因此只有把孤立的事实看作总体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人们才可以透过事实的表象实现对现实的认识。因此，卢卡奇认为，正是总体性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对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首先，整体相对于部分的优先性。部分的发展寓于整体发展之中，任何现有的事实只有被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够发现它的真理所在，正如科西克所言：“总体意味着实在是一个有结构的辩证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并通过这个整体，任何特殊的事实（或事实的组合、系列）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全部事实的堆积并不等于对实在的认识，堆砌起来的全部事实也不等于总体。事实只有被当作一个辩证整体中的事实和结构性部分来理解，才构成关于实在的认识。”[6]其次，总体性相对于现实的过程性。卢卡奇认为，总体性要求我们把社会历史看成是一个过程，它是过去、现在、未来的集合体并渗透在现实发展中，只有用总体性的视野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最后，总体性视域下主客体的统一性。既然总体性反对分裂与孤立，那么，主客体之间的统一便是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卢卡奇认为，处于总体性视域下的个体不是以孤立、抽象、片面的主体或者客体形式而存在的，它应该是作为历史主客体的统一体而存在的，只有成为总体性意义上的这类人才不会沦为事实的奴隶。因此，人应该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的客体存在物，同时更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存在。
卢卡奇认为，要准确把握总体性，必须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把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孤立现象置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从理论和实践综合把握当下事实，而并不能以个人的思想或者个别的科学方法来割裂事实或回避社会矛盾。然而，卢卡奇以犀利的眼光看到了第二国际正是坚持着这样一种“个别”的方法，它否定辩证法、否定社会矛盾，单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为了提防资本主义发展可能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则进行伦理学上的批判，这样一来，经济决定论就与伦理反对彻底割裂了。卢卡奇认为，这种弥补看似天衣无缝与尽然合理，但它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本就是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存在的。因此，卢卡奇对第二国际内部滋生的经济决定论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进行了不留余地的批判。
首先，卢卡奇对第二国际中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卢卡奇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二元论的本体论错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忽视了无产阶级意识以及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错误地把经济因素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陷入庸俗的决定论而无法看清物化意识的本质，也根本无从抵御这种物化意识的毒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便在消磨中殆尽。由此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及第二国际的解体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因此，卢卡奇认为，第二国际由于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本体论错误而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上的错误理解导致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宿命论。针对这种现象，卢卡奇认为，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明察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也才能抵御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侵袭，最终找到实现人自由发展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与现实是融为一体的，理论的存在必然是当它成为实践的一部分时才会永恒地存在。同样道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方法，一方面它是一种作为意识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不只是作为意识的存在，还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蒙蔽了，“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7]。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批判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是一致的，革命才会在正确的批判下通往胜利的道路。
其次，卢卡奇对第二国际内部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卢卡奇认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过程的不断推进，生产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也越来越细，随之“片段化”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代替正常的存在而成为“正常”。因此，这就决定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必然会形成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以这种研究方法为基础，他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事物是从活生生的总体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反而认为社会原本就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事实或者是“孤立”的事实群所拼接组成的，静止与永恒不变才是事物的本质。对此，卢卡奇指出：“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这种错误来源的实质在于，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8]很明显，建立在这种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毫无批判能力的，最终只能导致它对现存社会的默认与维护，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度最终也会被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所消解。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哲学基础就已经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总体性辩证法，而不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总体性辩证法以深入挖掘历史的延续性与充分了解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它必然不会停留于资本主义这种暂时的虚假繁荣，而是在不断的批判与否定中推动历史的进步。
卢卡奇在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后，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工业文明进行了剖析。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以牺牲主体为代价的，它正是在对主体的摧残与压制过程中显示其历史进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十分严重，人人关系被物物关系全面取代，人成为客体性的存在，社会的总体性与人的总体性无一不遭到了破坏。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身上已经沾染上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被唤醒，那么他们将会对现实执迷不悟，始终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深入，这种奴役和压迫会与日加重。因此，无产阶级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度，首先必须重新找回他们的阶级意识。
因此，卢卡奇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在对第二国际内部出现的经济决定论与实证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总体性视域下的、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二）资本主义物化意识批判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化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衍生了一种商品拜物教，“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反倒表现为物和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9]。正是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所引发的社会关系由人人关系向物物关系转移的现象中，卢卡奇推导出了物化理论。(https://www.daowen.com)
那么，究竟什么是“物化”呢？卢卡奇虽然没有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指出物化的内涵，但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物化的基本含义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0]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客观方面的物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相对于人来说应该是作为一种附属的客体而存在，人可以发现、掌握并利用规律。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它却成为限制与控制人发展的力量，进而逐渐具有了人格化的倾向。卢卡奇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工业化大生产的新时代，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各种商品关系随之产生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然而，商品世界却从人类社会中走出来并遵循着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不再受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控制。不仅如此，它还反过来影响着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被资本主义物化的世界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制约着人的发展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全面的发挥。
二是作为主观方面的物化。人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却与人本身分离，成为供人消费的商品，人活动的过程并不是靠人自身来引导的。从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来看，人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主动的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却演变为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一来，生产活动则具有了主体性，而人相对于生产活动只是作为客体的存在，只是为实现主体性目标而存在的工具。因此，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物的发展规律始终是作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而存在的，人不得不服从、遵守商品经济规律，从而丧失了主体性。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工人只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机械化生产，无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排斥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一个表现。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这种现象必然会不自觉地内化到人们的思想中，导致人的物化意识的形成。这种物化意识并非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它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包括广大的无产阶级也沾染了这种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统治者来说，只有当物化意识深入无产阶级的心理，只有当物化的事实成为无产阶级所认为的既定“现实”后，无产阶级才会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看作永恒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才会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才能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因此，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忠实守卫，它抹杀了人的个性、人的精神、人的批判能力，并且，它还在操纵人的思想与观念的基础上使之外化为物质的东西。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沉浸在物化意识中而无法准确洞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向，忘却了自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这时候原本应该是社会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反倒以一副旁观者的姿态随波逐流了。因此，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种看似合理的方式掩盖着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奴役无产阶级的事实。由此，卢卡奇便揭开了物化意识的神秘面纱。因此，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若想取得胜利，首要的任务便是要揭露物化意识的危害性，并清除无产阶级头脑中的物化意识。然而，这种物化意识几乎难以摆脱，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商品关系也就继续存在，物化也就永远不会消失。
卢卡奇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文化不仅操纵着人，它还渗透到政治、语言、法律等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人们越来越孤立地被固定在某一个生产环节。孤立的个体产生了对社会的孤立理解、对事情的孤立看待、对学科的孤立研究等等。在这种丧失了总体性文化观的社会中，理论是抽象的，实践是无力的，注定了革命的失败结局。因此，卢卡奇认为，只有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野中，把社会中的孤立现象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才能把握现实、付诸行动。
总之，卢卡奇的物化意识理论基于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割裂的深层反思，它反映了当下西方人所面临的异化的现实境遇，体现着深刻的人文主义与人性关怀。
（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理论
卢卡奇所说的总体性是一种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对于无产阶级本身具有适用性。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既是它自身发展的客体，同时也是它自身发展的主体，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普遍物化的生存环境中摆脱出来的力量也只能是它自身。而无产阶级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唤醒自身的阶级意识，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相对抗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改变社会，摧毁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卢卡奇认为，以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所遮蔽了。因此，革命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那么，什么是“阶级意识”呢？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阶级意识指的是“‘变成意识的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或‘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11]。卢卡奇在此规定的阶级意识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概念；二是阶级意识并不是单个人的意识，而是集体的、某个阶级的意识；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意识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所在。在对阶级意识概念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卢卡奇又把这种阶级意识理论返回到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中，提出了一种作为支配现实力量的无产阶级意识。
卢卡奇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实现其统治地位的方式比起以往发生了变化，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已经全面取代了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性不仅体现在它具有系统的、完整的、无处不在的宣传体系上，更不容忽视的是，它通过宣传使人们在无意识层面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支配着无产阶级的需求，使无产阶级认为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此时，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等被消费所带来的快感抹去了。用卢卡奇的话来说，无产阶级就陷入了一个物化的社会，他们的意识被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支配着。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无处不在，它操纵着人的思想与精神并且使人外化为独立于人自身的存在“物质”，人在客观上和劳动的关系上都不是那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结合于机器系统中的一个机器的部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向度，希望尽快恢复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地位。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若想回归原位，他们必须消除业已形成的物化意识，唤醒深藏于他们内心的革命意识并使这种意识发挥力量。换句话说，我们要唤醒的不仅是一种作为社会意识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更是一种作为能够支配现实力量的无产阶级意识，从而使人真正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使意识可以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把虚拟存在变成现实存在。这样就冲破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解释，重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的权威地位，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一种关于文化批判的哲学，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去重新唤醒无产阶级。所以，卢卡奇认为，唤醒无产阶级，使他们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并自觉参与革命斗争，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使命所在。他的这一观点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得到了印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知识，而是行动”[12]。
卢卡奇还认为，无产阶级消除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与自身作斗争、不断改造自身的过程，无产阶级若想彻底消除物化意识，取决于其自身是否能将斗争坚持到底；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实现共产主义，同时也要达到改造自身的目的。这就表明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一方面要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与自己头脑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物化意识进行斗争，以防止自身陷入腐化的危机。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与自身的斗争尤为重要，它是无产阶级发展的“生命要素”，否则，就是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铺设障碍。总之，无产阶级只有做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识与自我认识相一致，主体与客体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最终达到自身的解放与实现共产主义。
可以说，卢卡奇不愧为一位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中解救了出来，重新强调了阶级意识在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主体作用中的重要性，并且在总体性视域下强调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这就为后来的资本主义批判指明了文化批判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