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也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葛兰西结合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撰写了著名文章——《反〈资本论〉的革命》。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唤醒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暴力革命，是俄国人民在对经济事实做出判断后形成顽强意志进而转化为行动的结果，它的胜利归功于“了解经济事实的社会中的人”。葛兰西对十月革命的这一思考，为其从政治上阐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提供了思路。而后，葛兰西又深入分析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形成了比较系统与完整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总体来看，葛兰西通过对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的分析，看到了文化领导权在巩固国家政权中的突出作用，深入探讨了怎样才可以实现最有效的领导、怎样才可以培养最卓越的领导者、怎样才可以找到被领导者服从领导的合理道路等问题，强调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要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从而探寻出一条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提出了一种颇具新意的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13]
（一）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市民社会
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在这里，就涉及两个核心概念：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那么，什么是市民社会？什么是文化领导权？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西方政治概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市民社会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马克思从经济领域对市民社会展开了研究，在他那里，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14]。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援引了黑格尔的概念，并把它几乎完全地化约为经济领域；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马克思这种化约观点的影响，‘市民社会’才一直被人们从纯粹经济的层面加以界定。”[15]
然而，葛兰西所讲的市民社会则有所不同。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作为完整国家的组成部分，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是一个承担着创造与传播思想文化的组织。在他那里，市民社会以非强制性、教化性为特征，包括政党、学校、教会、公会、学术文化团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等；在市民社会中，民众都是自愿接受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后，葛兰西认为上层建筑不仅包括市民社会，它还包括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对应，政治社会则以非自愿为特征，包括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在政治社会中，民众是被迫服从的。
在葛兰西那里，国家是“强制”和“同意”的统一，即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集合。在国家统治过程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治社会必须想方设法征得市民社会的同意，并利用其为各项政策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以教育本国公民；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本身又是在政治社会的笼罩之下生存的，当市民社会反对政治社会并且力量强大到冲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架构后，国家也就摇摇欲坠了。这也就是说，国家的稳定不是主要依靠国家强制机器运作的，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占领并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控制来实现的。葛兰西把政治社会形象地比作“前沿的战壕”，把市民社会比作“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体系”。“战壕”一旦摧毁，还有稳固、复杂的市民社会做坚强的后盾，市民社会不被摧毁，也就不会真正失去国家领导权。如果一个国家被消灭了，只要这个国家的文化宣传阵地依然存在，这个国家迟早要复兴；但倘若一个国家及其文化宣传阵地同时被消灭了，这个国家也就永远被消灭了。
其次是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民主化程度普遍较高，统治阶级已经摒弃了以往的暴力统治方式，更多是通过教育与宣传的方式使资本主义意识占领民众的道德与精神领域，从而让民众自觉接受资本主义的统治。葛兰西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统治现象称为“文化领导权”。由此可见，文化领导权是和市民社会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实现是以市民社会作为其现实基础的。对于“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首次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在《狱中札记》以及狱中所写的其他书信中对“文化领导”与“文化统治”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领导”一词更能体现它是在大众同意的基础上实行的统治，而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统治。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提出，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境遇。他认为，以俄国为主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力量弱小，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暴力统治的机器警察、监狱、法庭等实现的，是一种政治领导权，而列宁正是通过这种政治领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西欧国家无产阶级的纷纷效仿。然而，俄国的这种政治领导权在西欧国家却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无产阶级革命遭遇血腥镇压。葛兰西对这些失败的运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不同于俄国，这就决定了革命方式不能生搬硬套。与此同时，他又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正通过思想文化的国家机器消磨着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与革命意识。基于此，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领导权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模式。
葛兰西也毫不吝啬地表达了他对文化领导权的钟爱：“谈到伦理的和文化的国家，那么据我看，在这方面最合乎理性的和最具体的可归纳为下列几点：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16]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没有“独裁”与“义务”，它通过自己的文化团体、大众媒介等机构产生了使民众自觉靠拢的力量；如此一来，市民社会便塑造了人的集体性，并且这种集体性是与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社会完全一致的。因此，文化领导权便通过市民社会的这种“内在凝聚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前提是这种文化领导权要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认可。葛兰西又着重考察了市民社会中的文化意识。他认为，文化领导权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意识形态领导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主流形式。那么，既然如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应该立足于市民社会并夺取文化领导权，从而增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
（二）文化领导权的核心——知识分子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看作支配文化领导权的核心。知识分子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细胞，他们在建构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把其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知识分子的类型划分、对知识分子的职能划分、知识分子与政党的联系这几个方面。
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在概念表示上是异常宽泛的。马克思最早对知识分子进行划分时，他是依据人们在社会分工中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不同，把人分为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而葛兰西则不同，他既没有按学识水平将知识分子分为高、中、低三级，也没有按职业差异将知识分子分为人文型和科技型，而是立足于社会关系这一标准，并从广义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重新界定。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直接的社会作用方面，即使考虑特殊职业活动所在中心的方向——智力工作还是使用神经——肌肉力量。……除自己的职业界限外，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是‘哲学家’、艺术家、具有一定兴趣的人，各有一定的世界观，从而对拥护或变更世界观，即是唤起新的思想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17]从这种观点出发，葛兰西认为“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生存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通过语言知识或者某种特有技能，证明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能力，并具有发挥知识分子功能的可能性。
然而，葛兰西同时认为“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一个“雄辩者”，而是身体力行的“建设者”“组织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应该是站在“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下的、成为真正的“领导者”。为此，葛兰西历史性地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类型。在他看来，传统知识分子是与历史上存在的落后生产力相联系的、凭借文化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而有机知识分子是代表新生阶级的、能够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并与一定的社会集团存在着某些有机的思想联系的知识群体。(https://www.daowen.com)
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的核心地位予以了充分肯定。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机知识分子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的统一体，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宣传教育来牢牢捍卫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他们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上破坏资产阶级领导权，建立自己的领导权，这就需要培养有机知识分子来吸收传统知识分子，以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时，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生产环境和阶级斗争中，由有机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的；没有有机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就无法带领广大群众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束缚，就无法争得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是根据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划分的，因此，这种划分具有相对性。对于任何一个阶级社会来说，都存在着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但是二者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一方面，对于任何阶级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对传统知识分子进行教化与改造，把这些敌对的力量整合到本阶级中为自己服务，甚至在某些时候可以把他们改造成为本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任何一个阶级中，如果有机知识分子不能与时俱进而落后于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他们也会沦落成顽固僵化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不仅应该着力于打造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同时还要对传统知识分子进行改造。鉴于西欧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社会上对建立革命统一联盟的呼吁，葛兰西特别强调了传统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的必要性。在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知识分子可能还在市民社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仍然掌握着文化的领导权，与新兴阶级形成对抗局面。因此，新兴阶级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改造、同化与征服。葛兰西认为“任何正在走向统治地位的集团，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竭力同化并征服传统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的工作做得越快，越有成效，则该集团在精心造就自己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就越成功”[18]。对于新兴阶级来说，只有同时做好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改造，才能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这个组织中来，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
葛兰西除了讨论对知识分子的划分之外，还研究了知识分子的职能问题。葛兰西十分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就是说，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没有组织的”[19]。但是，葛兰西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泛指那些掌握了知识并具备知识分子能力的知识分子，他强调的是那些不仅掌握了知识财富并且能够切实参与到统治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知识分子。究其重要性来说，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上层建筑层面。在文化领导权获取与巩固的过程中，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就是：（1）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统治集团的威信（因而也就是给予统治集团的信任）‘历史地’产生的同意，统治集团的地位及其在生产界的职能所规定的同意；（2）执行国家机关的强制作用，‘合法地’加强对那些都不积极或消极‘表示同意’的集团纪律；这些机关在预见当‘自由’同意一旦消失时，指挥与管理有可能发生危机点，而为全社会建立。”[20]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做“和颜悦色”的“布道者”，通过教育、组织、指导等温和的方式，保证社会大众与统治阶级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还必须执行国家机关的强制职能，通过强制性方式迫使那些冥顽不化的分子服从其统治。
此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又是与政党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认为，必须发挥工人阶级政党在培养本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的政党，新兴阶级才可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成功实现文化领导权。由此可见，在葛兰西那里，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集体知识分子”的方式而存在的，此时，无产阶级政党的职能就在于“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体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执行者”[21]。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造就、培养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有力组织，它的职能就是领导与组织，以此把社会的力量凝聚起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是一个兼具“破”和“立”的过程，它既有在市民社会领域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同时又借助与民众的联系使民众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三）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阵地战
葛兰西认为，争夺“文化领导权”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战略选择，无产阶级要以“阵地战”的形式来全面取代俄国以正面进攻为主的“运动战”形式。“运动战”一般是在政治社会领域使用的，它是通过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权；相反，“阵地战”则指的是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通过宣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从而逐步入侵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攻克一个个的市民社会机构，最终彻底颠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趁机夺取并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渐进性进攻策略。
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为何必须采用“阵地战”而非“运动战”呢？葛兰西对此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照搬俄国经验而惨遭失败后，葛兰西对东西方社会结构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他指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22]葛兰西认为俄国市民社会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工农人口较多，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暴力机器也就意味着整个国家，这就决定了俄国十月革命必须通过运动战的形式来夺取政权。然而，在葛兰西看来，运动战的模式却不能适用于西方，因为西方发达的市民社会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文化上的认同已深入植根于被统治阶级的骨髓，若继续采用运动战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此外，阵地战的形成还具有可能性。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决定了它可以被不同的阶级所掌握，而文化领导权具体被哪个阶级所掌握，关键取决于哪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在社会大众中具有更高的认可度与满意度。因此，葛兰西希望通过阵地战的方式来重新塑造大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以此来获取大众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认同，构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简单来说，实施阵地战的过程就是一个在瓦解旧有文化的同时以一个新的阶级为核心而构建一种新的文化的过程。阵地战通过思想、文化上的长期渗透、进攻与侵蚀从而达到瓦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目的。葛兰西把这种阵地战的方式称之为“分子式入侵”。在他那里，“分子式入侵”的阵地战是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先决条件。葛兰西认为，在新的形势下，阵地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这将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艰苦卓绝的阵地战。这是因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自然不会拱手出让文化领导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也意识到其领导权并不是完全通过暴力操纵或愚弄群众取得的，而是通过市民社会对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教育，软化对立者，使得被统治阶级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阶级的领导而实现的。因此，阵地战的实施过程绝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进攻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各种斗争、谈判、冲突、让步、折中、平衡等谈判与争论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通过吸引力、影响力、震慑力、感召力与同化力来赢得民众支持并获得期望结果的权力行使过程。由此可见，阵地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葛兰西并非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悲观论者，而是积极地为无产阶级实行阵地战探索了一条具体的线索和思路。
首先，无产阶级要对市民社会进行瓦解，尽力突破市民社会通过社会团体构筑的思想防线和精神枷锁，一步一步地夺取市民社会中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化机构，唤醒工人阶级的意识，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使统治阶级对本身的力量、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
其次，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对社会成员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葛兰西认为，教育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教育关系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发生在学校里的关系，它应该是“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并适用于每一个个人在他同其他个人的关系中，适用于知识分子阶层与非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杰出人物与追随他们的群众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先锋队与主力之间的关系”[23]。而借助这种普遍教育功能的发挥，统治阶级可以凭借大众的认可与信奉来获得统治的权威。
此外，葛兰西还认为，在各种实践活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是维护统治秩序所不可缺少的，它们是新兴的革命阶级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通过文化教育职能的发挥，把整个社会的发展提高到与他们相适应的经济或者文化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处于不断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有机体得以建立并持续。但是在任何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集团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脱节，正是这种脱节为新兴革命阶级文化教育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葛兰西还特别强调，通过“阵地战”的方式进行教育时，要根据无产阶级内部素质的高低来决定教育进程的快慢，教育过程也不再是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而更倾向于教学相长，在这种和谐的教育氛围中对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塑造，使他们由革命的“自发性”发展成为革命的“自觉性”，培养无产阶级“批判性的自觉”，从而在“批判的自觉”中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最终获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